女性主义重读《牡丹亭》中杜丽娘自我觉醒的限度.docxVIP

女性主义重读《牡丹亭》中杜丽娘自我觉醒的限度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牡丹亭》作为中国古典戏剧的巅峰之作，其女主角杜丽娘历来被视为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觉醒女性典型。传统研究多从情至上或反理学的角度，赞颂其因梦而亡，死而复生的传奇经历，将其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觉醒。然而，这种浪漫化的解读，往往忽视了其觉醒背后深刻的时代与思想局限。本文旨在运用女性主义的批判性视角，对《牡丹亭》的文本进行重读，重点剖析杜丽娘自我觉醒的限度。本研究通过分析其觉醒的诱因、反抗的模式、追求的对象及其最终的归宿，论证了杜丽娘的觉醒并非对父权制社会结构的根本性颠覆，而是一场在父权制意识形态内部的有限反叛。她的觉醒始于对才子的性与情的渴望，其斗争的目标是自主选择一个符合规范的婚姻对象，其反抗的最终合法性则来源于皇权这一最高父权形式的裁决。因此，杜丽娘的自我并未真正独立，而是从闺阁的小父权，转移并归顺于婚姻与国家的大父权。这种限度本身，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社会女性主体性建构的内在困境与历史宿命。

关键词：牡丹亭，杜丽娘，女性主义，自我觉醒，限度

二、引言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以其情超越理的惊世骇俗，四百余年来几令《西厢》减价。女主角杜丽娘，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其游园惊梦、寻梦殉情、人鬼相恋、还魂成婚的经历，被后世不断解读与重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主义话语中，杜丽娘更被经典化为一位反抗封建礼教、冲破存天理，灭人欲理学枷锁、勇敢追求爱情与生命自由的先驱式人物。她的一声叫呀，被视为人性的复苏与主体的萌芽。

随着二十世纪后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引入，对杜丽娘的赞颂又增添了新的维度。学者们乐于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将其惊梦视为性意识的觉醒，将其殉情视为对父权压迫的决绝反抗，将其鬼魂的执着追寻视为女性主体能量的爆发。在这种线性进化的现代叙事中，杜丽N娘似乎已经走在了娜拉的前面，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自我实现范本。

然而，这种拔高式的欢呼，是否遮蔽了文本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当我们将现代的女性主义标尺简单地套用于前现代的文本时，是否忽视了其历史的语境与意识形态的限定？杜丽娘的觉醒，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她反抗的究竟是什么，又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她所渴望的自我，其边界又在哪里？

本文拒绝这种浪漫化与简单化的赞颂。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杜丽娘的自我觉醒，在多大程度上被其所处的父权制文化框架所预设与规训？她的反叛，是否终究未能逃脱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其自我的实现是否必须以婚姻这一传统的合法形式为终极归宿？她的主体性的建构，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依赖于男性的承认与更高的父权（如皇权）的拯救？本研究的目标，正是试图运用批判性的女性主义理论重读《牡丹亭》，不是为了否定杜丽娘反抗的意义，而是为了揭示这种意义的历史限度，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传统社会中女性主体性萌发的真实困境。

三、文献综述

围绕《牡丹亭》与杜丽娘的研究，汗牛充栋，其视角的演变本身，便折射出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

首先，是传统的情理之辨的框架。自明清以来，评点家多围绕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探讨其主情思想。他们盛赞杜丽娘情之至，能生死，能死生，将其视为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在这个框架下，杜丽N娘更像是一个哲学理念的化身，其女性的身份与困境，并非讨论的核心。

其次，是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启蒙叙事。在个性解放的时代强音下，杜丽娘被塑造为封建的叛逆者。学者们强调她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对封建礼教（以其父杜宝为代表）的反抗。她的游园，是对闺塾所代表的禁锢的突破。这种解读的贡献在于，它首次将杜丽娘的命运与社会的压迫相连接，赋予了她斗士的色彩。但其局限在于，粗线条的阶级与反封建分析，遮蔽了性别作为独立分析维度的重要性。

再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与美学的回归。这一时期的研究，重新聚焦于文本的文学性与杜丽娘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惊梦被分析为人的自然欲望的复苏，是美的发现。这种人本主义的回归，深化了对人物心理的理解，但其对人性的普遍赞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性别的特殊压迫问题。

最后，是女性主义视角的介入。这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开始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杜丽N娘的身体、欲望与主体性。她们赞扬杜丽娘敢于做梦、敢于寻梦、敢于死于梦，将其视为女性主体建构的典范。这些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们真正将女性作为主体，来重写《牡丹亭》的文学史地位。

然而，本文认为，既有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存在着限度。它们大多停留在庆祝的层面，即庆祝觉醒的发生。它们未能或不愿去深入追问这种觉醒的质量与边界。它们似乎默认了对爱情的追求就等于女性的解放。这种浪漫化的倾向，忽视了爱情本身在父权制社会中是如何被建构并反过来规训女性的。

本文的切入点与理论创新正在于此：本文试图在既有女性主义庆祝式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推一步，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本文不再满足于是否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