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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用工平台劳动关系的司法实践分歧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网络平台为载体的灵活用工模式蓬勃兴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不断壮大，据统计已达数亿规模。这种突破传统雇佣关系的用工模式，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对劳动关系认定的法律框架提出了挑战。由于灵活用工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呈现出“非典型”特征，司法实践中对二者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责任承担方式等问题产生了显著分歧。这些分歧不仅直接影响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也关系到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本文将围绕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分歧表现、产生原因及弥合路径展开深入探讨。

一、司法实践分歧的核心表现

灵活用工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在司法裁判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不同结论上。这种分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贯穿于认定标准、责任承担、救济路径等多个维度，形成了立体的争议网络。

（一）认定标准的分歧：从属性判断的差异化适用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从属性”，这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标准。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认定劳动关系需满足主体适格、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三大要件。但在灵活用工场景下，“从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不同法院对“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侧重与判断出现显著差异。

例如，某外卖平台骑手张某诉平台公司劳动争议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平台通过APP对骑手进行派单管理、设定配送时间阈值、实施考勤考核，符合“人格从属性”特征；同时，骑手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平台订单，具有“经济从属性”，因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在另一起类似案件中，二审法院则强调，骑手可自主选择接单时间、拒绝派单，平台未强制要求到岗考勤，管理力度弱于传统劳动关系，故不认定劳动关系。这种对“管理强度”“自主程度”等要素的不同解读，直接导致了裁判结果的对立。

（二）责任承担的分歧：从“全有或全无”到“部分责任”的争议

若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平台需承担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经济补偿等一系列法定责任；若不认定，则可能仅按民事合同关系处理。但司法实践中，部分案件出现了“中间状态”的责任认定，进一步加剧了分歧。

以工伤保险责任为例，某网约车司机李某在接单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法院虽未认定其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但依据《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中“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企业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规定，判令平台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及误工补偿。而另一起同类案件中，法院则严格遵循“劳动关系前置”原则，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驳回了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赔偿请求。这种“部分责任”与“无责任”的裁判差异，反映出司法对新型用工关系责任边界的探索尚处于模糊状态。

（三）救济路径的分歧：劳动仲裁与民事诉讼的选择困境

劳动关系认定的结果直接影响争议解决的程序路径。若构成劳动关系，需先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若不构成，则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但实践中，部分法院对“是否需仲裁前置”的判断与劳动关系认定结论存在矛盾。

例如，王某作为某电商平台主播，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双倍工资差额。一审法院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直接按民事合同纠纷受理并判决；而二审法院则认为，一审未对劳动关系进行实质审查即径行受理，违反了劳动仲裁前置程序，裁定驳回起诉。这种程序适用的分歧，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也削弱了司法裁判的权威性。

二、分歧产生的深层原因

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从法律规范的滞后性到用工模式的创新性，从裁判理念的差异性到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共同构成了分歧产生的深层逻辑。

（一）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传统劳动法的适用困境

我国现行劳动法律体系建立在“标准劳动关系”基础上，强调“一对一”“长期稳定”“紧密管理”的雇佣模式。而灵活用工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呈现出“多对多”（劳动者可能同时服务多个平台）、“短期松散”（订单式合作）、“技术管理”（通过算法而非人工直接管理）的特征，导致传统法律规范难以直接适用。

例如，《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的定义要求具备“组织性”，但平台企业通过“众包”“外包”等模式，将具体用工行为转移至第三方合作商，形成“平台—合作商—劳动者”的间接用工链条。此时，平台是否属于“实际用人单位”，法律未作出明确界定，不同法院对“控制程度”“利益关联”的判断标准自然出现分歧。

（二）用工模式的复杂性：从“全职”到“众包”的类型差异

灵活用工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包含全职骑手、兼职司机、独立主播等多种形态。不同形态下，平台与劳动者的“从属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是导致司法裁判分歧的重要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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