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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操纵用户行为法律规制的新路径

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数字时代，算法已从提升效率的辅助工具演变为影响用户决策、塑造行为模式的核心力量。购物平台的“精准推送”、社交应用的“信息茧房”、短视频的“沉迷诱导”、出行软件的“大数据杀熟”等现象，本质上都是算法通过数据分析与策略优化对用户行为的隐性操纵。这种操纵行为不仅侵犯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更扰乱市场秩序、侵蚀社会信任，甚至引发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以算法备案、安全评估、专项整治为核心的规制框架，但面对算法技术的迭代升级与应用场景的多元拓展，传统规制模式仍面临“黑箱破解难、责任认定难、动态监管难”等困境。本文结合2025年最新政策导向与治理实践，系统解析算法操纵的法律界定与现实危害，深入剖析现有规制体系的不足，探索构建“全流程监管+技术治理+协同共治”的法律规制新路径，为实现算法向善、保障数字时代公民权益提供法治支撑。

一、算法操纵用户行为的法律界定与典型形态

算法操纵并非单纯的算法技术应用，而是算法服务提供者利用信息优势与技术优势，通过非透明的算法策略干预用户认知、引导甚至强制用户作出特定行为，且违背用户真实意愿与公共利益的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算法操纵需把握“技术隐蔽性、意图主动性、后果危害性”三大核心要件。

（一）核心界定标准

1.技术隐蔽性：算法操纵通过复杂的算法模型与数据挖掘实现，用户无法知晓算法的具体运作逻辑、数据使用范围及决策依据，处于“被支配”的信息不对称地位；2.意图主动性：算法服务提供者主观上存在干预用户行为的故意，通过优化算法参数、调整推荐策略等方式，主动引导用户作出符合其商业利益或其他特定目的的行为；3.后果危害性：算法操纵行为已造成用户权益受损（如财产损失、权益受限、认知偏差），或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合法的个性化推荐与算法操纵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以提升用户体验为目的，尊重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而后者则以牺牲用户利益为代价谋取单方利益。

（二）2025年典型操纵形态

随着算法技术的迭代，算法操纵的形态不断翻新，呈现出“精准化、场景化、链条化”的特征：1.消费领域的差异化剥削：通过分析用户消费能力、消费习惯、价格敏感度等数据，实施“大数据杀熟”，对不同用户设置差异化价格，如同一出行服务对高频用户报价高于新用户，同一商品对会员用户定价高于普通用户；2.内容领域的认知操控：利用算法构建“信息茧房”，持续推送同质化、极端化内容，固化用户认知偏见，同时通过“流量至上”的算法逻辑诱导创作者生产低俗、焦虑类内容，加剧网络生态恶化；3.服务领域的强制捆绑：通过算法设置隐性门槛，将核心服务与附加服务强制捆绑，如视频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非会员用户的播放速度、清晰度，变相逼迫用户开通会员；4.劳动领域的算法控制：企业利用算法对劳动者进行“数字管控”，通过精准计算工作量、工作时长、考核标准等，变相压榨劳动者权益，如外卖平台的超时罚款算法、直播行业的业绩考核算法等。

二、算法操纵规制的现有困境：技术与制度的双重挑战

尽管我国已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但算法操纵的规制仍面临多重挑战，传统“事后追责+静态监管”的模式难以适应算法技术的动态发展。

（一）算法黑箱破解难：规制的技术壁垒

算法的复杂性与隐蔽性导致监管部门与用户难以知晓其运作逻辑，形成“算法黑箱”困境。一方面，算法服务提供者以“技术秘密”为由拒绝披露算法细节，监管部门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对算法进行穿透式审查；另一方面，用户在遭遇算法操纵时，难以举证证明算法存在操纵行为、操纵行为与自身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导致维权成本高、成功率低。

（二）责任认定模糊：规制的制度短板

算法操纵涉及算法设计、数据收集、模型训练、应用落地等多个环节，责任主体多元且责任边界模糊。现有法规虽明确了算法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但对于算法技术提供方、数据支撑方等相关主体的责任界定不足；同时，对于算法操纵的归责原则、责任承担方式缺乏细化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此外，部分企业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规避监管，进一步加剧了责任认定的难度。

（三）动态监管滞后：规制的时效困境

算法技术迭代速度快，新的操纵形态不断涌现，而传统监管模式以静态的法规制定与事后的执法处罚为主，难以实现对算法操纵的实时监管与动态防控。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认知操纵形态，但相关规制措施的出台往往滞后于技术应用，导致监管真空。

（四）跨境监管乏力：规制的地域局限

互联网的无国界性导致算法操纵行为可能跨越地域边界，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算法规制标准存在差异，监管协同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