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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犯罪的侦查取证法律难点与突破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其在赋能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滥用催生新型犯罪形态。从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侦破的AI驱动网络流量盗窃案，到利用AI模型篡改监测数据的企业偷排案，人工智能犯罪正呈现出隐蔽化、智能化、跨域化的鲜明特征，对传统侦查取证模式构成严峻挑战。与传统刑事犯罪相比，人工智能犯罪的侦查取证涉及算法黑箱、多模态电子数据、责任主体认定等诸多新型法律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对相关场景的适配性不足，导致实务中普遍面临取证难、固证难、认证难的困境。本文结合最新司法实践与技术应用现状，系统剖析人工智能犯罪侦查取证的核心法律难点，探索兼具合法性与实操性的突破路径，为提升人工智能犯罪打击效能、筑牢数字时代法治防线提供实务指引。

一、人工智能犯罪的类型与侦查取证特征

人工智能犯罪的本质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学习性与数据处理能力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其犯罪类型与侦查取证工作均呈现出显著的技术驱动特征，这是区分于传统犯罪的核心要点。

（一）典型犯罪类型梳理

结合司法实践，当前人工智能犯罪主要集中于四大领域：1.网络侵财类犯罪：利用AI技术实施精准化、规模化网络盗窃，如通过AI算法分析网络漏洞、生成自动化攻击脚本，非法窃取用户账号密码与财产信息，或操控流量进行虚假交易套现。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侦破的网络流量盗窃案中，犯罪团伙借助AI模型从海量网络数据中精准锁定可利用的流量节点，实现隐秘盗窃，凸显此类犯罪的技术依赖性。2.破坏市场与环境监管类犯罪：企业或个人利用AI技术规避监管，如通过AI模型篡改排污监测数据、生成虚假交易记录规避税收监管，或利用AI生成深度伪造内容实施商业诋毁、虚假诉讼。某单位利用AI模型对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大数据进行篡改造假，妄图逃避环保部门监管的案例，正是此类犯罪的典型代表。3.侵犯公民权利类犯罪：利用AI技术实施精准侵权，如通过AI面部识别技术非法收集公民生物信息，利用生成式AI制作虚假音视频实施敲诈勒索、诽谤，或借助AI算法分析用户数据实施精准诈骗。4.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滥用AI技术制造公共安全风险，如利用AI操控智能设备（如工业控制系统、交通信号系统）引发安全事故，或通过AI生成虚假信息引发社会恐慌。

（二）侦查取证核心特征

人工智能犯罪的技术属性决定了其侦查取证工作具有三大鲜明特征：1.取证对象的多模态与复杂性：证据载体以电子数据为主，涵盖算法代码、训练数据、模型参数、运行日志、多模态交互记录（音视频、图像、文本）等多种形态，且数据量庞大、关联性隐蔽，需要跨平台、跨领域的数据整合分析。2.取证过程的技术依赖性：侦查取证工作高度依赖专业技术手段，无论是算法逻辑的解析、海量数据的筛选，还是电子证据的固定与校验，都需要具备AI技术与刑事侦查双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支撑，单纯依靠传统侦查手段难以完成。3.取证范围的跨域性：人工智能犯罪的实施往往涉及多个技术环节与平台主体，如算法研发方、数据提供方、平台运营方等，证据分布呈现跨地域、跨行业特征，需要多部门、多地区协同取证，增加了取证工作的协调难度。

二、人工智能犯罪侦查取证的核心法律难点

人工智能犯罪侦查取证的法律难点集中于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认定全流程，核心源于技术特性与现行法律规则的适配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四大方面。

（一）难点一：算法黑箱导致取证针对性不足

人工智能犯罪的核心驱动力是算法，而多数商业AI系统具有“黑箱”特性，其决策逻辑、数据处理流程不透明，导致侦查取证工作难以精准定位犯罪关键环节。一方面，侦查人员难以获取算法核心代码与训练数据，企业常以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提供，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侦查阶段算法信息的调取义务与范围，缺乏强制调取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即便获取算法相关资料，由于算法逻辑的复杂性与专业性，侦查人员难以解析其与犯罪行为的关联性，无法准确界定算法在犯罪实施中的作用，导致取证工作陷入“无从下手”的困境。例如，在AI驱动的网络盗窃案中，侦查人员即便锁定涉案AI系统，也难以通过常规手段证明算法设计存在恶意导向，或确定算法运行与盗窃行为的直接因果关系。

（二）难点二：电子证据固定与保全的合法性困境

电子证据是人工智能犯罪侦查取证的核心对象，但现行电子证据固定与保全规则难以适配其技术特性。一是多模态电子数据的固定难度大，AI犯罪涉及的算法日志、模型参数等数据具有易篡改、易灭失的特性，且数据生成与传输过程涉及多个节点，传统固定手段难以完整还原数据流转链条；二是取证程序的合法性边界模糊，针对AI系统的远程取证、数据镜像等新型取证手段，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审批程序与操作标准，如远程调取境外AI平台的运行数据是否符合跨境取证规则，数据镜像过程是否侵犯企业商业秘密与公民个人信息，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