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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扶养协议效力及案例

引言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社会背景下，养老模式逐渐从传统家庭赡养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遗赠扶养协议作为一种“以扶养换遗赠”的特殊法律制度，既为老年人提供了个性化养老保障，又为非法定继承人参与养老提供了制度通道，成为连接家庭与社会养老的重要纽带。然而，实践中因协议效力认定不清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如扶养人未全面履行义务、协议形式不规范、与法定继承冲突等问题，直接影响各方权益保障。本文将围绕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要件展开系统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实务中的裁判逻辑，以期为协议的规范签订与纠纷解决提供参考。

一、遗赠扶养协议的基础认知

（一）概念界定与法律依据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自然人（遗赠人）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扶养人）签订的，约定由扶养人承担遗赠人生养死葬义务，遗赠人死亡后其遗产归扶养人所有的协议。其法律依据源于《民法典》第1158条：“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一条款明确了协议的双务性——扶养人以履行扶养义务为对价，取得受遗赠权；遗赠人则以处分个人财产为代价，换取养老保障。

（二）核心法律特征

与遗嘱、遗赠等单方法律行为不同，遗赠扶养协议具有鲜明的“合同属性”：其一，双务有偿性。双方互负义务，扶养人需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等具体扶养行为，遗赠人需在生前不得擅自处分协议涉及的财产；其二，诺成性与要式性。协议自双方签字时成立，虽无法律明文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实务中法院通常要求以书面形式固定权利义务，避免口头约定引发举证困难；其三，优先性。根据《民法典》继承编规定，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优先于遗嘱和法定继承，即若遗产分配存在冲突，以协议约定为准。

（三）与相关制度的区分

实践中，遗赠扶养协议易与“附义务遗嘱”“赡养协议”混淆。附义务遗嘱是遗嘱人单方设定继承人需履行一定义务方可继承遗产，义务履行与否不影响遗嘱成立，仅可能导致遗产收回；而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合意，扶养义务的履行是受遗赠的前提，未履行则无权取得遗产。赡养协议则是法定继承人之间就赡养义务分担达成的约定，主体限于近亲属，且不涉及遗产处分，与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范围、权利义务内容均有本质区别。

二、遗赠扶养协议效力认定的核心要件

（一）主体适格性要求

主体适格是协议有效的首要条件。一方面，遗赠人需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若遗赠人签订协议时已因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原因丧失行为能力，协议可能被认定为无效。例如，某案例中老人在签订协议前已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子女主张协议无效获法院支持。另一方面，扶养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主体。根据《民法典》规定，法定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等）对被继承人本就负有法定赡养义务，若以“遗赠扶养协议”形式约定，实质是将法定义务转化为约定义务，违背公序良俗，故此类协议无效。实务中曾出现儿媳与公婆签订协议的情况，因儿媳属于“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可作为法定继承人，法院认定协议无效。

（二）意思表示真实性审查

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核心要件。实践中常见两类争议：一是遗赠人受胁迫、欺诈签订协议。例如，某独居老人因长期受保姆言语威胁，被迫签订将房产赠与保姆的协议，后老人子女通过录音证据证明胁迫事实，法院认定协议无效。二是遗赠人“虚假意思表示”，如为避免子女争夺财产，与他人签订“形式协议”，实际未要求对方履行扶养义务。对此，法院会结合协议履行情况综合判断，若扶养人从未提供过扶养行为，可认定双方无真实合意，协议不生效。

（三）内容合法性要件

协议内容需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首先，处分的财产须为遗赠人个人合法财产。若协议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农村宅基地上房屋（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可能因无权处分导致部分或全部无效。例如，老人将与配偶共有的房产单方约定赠与扶养人，配偶去世后子女主张该部分无效，法院通常会认定协议中处分配偶财产的部分无效。其次，不得排除必留份。根据《民法典》第1141条，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遗赠扶养协议同样需遵守此规定。若协议将全部遗产赠与扶养人，导致法定继承人（如未成年子女、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无生活保障，法院可能认定协议部分无效。

（四）形式要件的实务认定

尽管《民法典》未明确要求遗赠扶养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司法实践中，口头协议因难以证明权利义务内容，通常不被认可。例如，某案例中扶养人称与老人有口头约定，由其负责养老送终后继承房产，但无任何书面记录或证人证言，法院以“无法确认协议真实性”为由驳回其主张。因此，签订书面协议时应注意：明确扶养义务的具体内容（如日常生活照料、医疗费用承担、丧葬事宜办理等）、遗产范围（需列明房产地址、存款金额等具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