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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重视考核指标和排名整改措施

在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单位和部门不同程度存在过度重视考核指标与排名的倾向。这种倾向容易导致工作重心偏离实际需求，催生形式主义、数据造假、重“痕”轻“绩”等问题，既影响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背道而驰。为纠正这一偏差，需从理念纠偏、机制重构、执行优化、文化培育等多维度系统推进整改，切实将工作导向回归到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提升实效的本质上来。

一、深植“重实效轻排名”的价值理念，破除唯指标论的思维惯性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过度重视考核指标与排名的根源，在于对“考核目的”的认知偏差——将考核异化为“排名竞争”的工具，而非“改进工作”的手段。整改的首要任务是推动全员理念重塑，明确“考核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排名是参考，实效是核心”的基本原则。

一方面，强化“以结果为导向”的价值引领。通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主题实践等方式，组织干部职工深入学习领会“高质量发展”“人民满意”等核心要求，结合具体工作场景辨析“指标达标”与“群众受益”的关系。例如，在基层治理领域，可选取“某社区为完成‘矛盾调解率100%’指标，将未实际解决的纠纷登记为已调解”的反面案例，剖析指标过度量化导致的弄虚作假问题；同时对比“某街道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通过定期回访优化调解流程”的正面案例，引导干部认识到“解决问题比填满表格更重要”。

另一方面，建立“问题导向”的思维范式。要求各部门在部署工作时，先梳理实际存在的痛点、堵点，再针对性设置考核关注点。例如，教育领域若发现“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突出问题，则考核重点应转向“作业分层设计合理性”“课后服务有效性”等与减负直接相关的指标，而非单纯考核“作业批改次数”或“考试排名”；医疗领域若基层反映“家庭医生签约率高但服务质量低”，则需将考核重心从“签约数量”调整为“履约服务时长”“居民健康指标改善率”等质量型指标。通过这种“问题-目标-考核”的逆向推导，从源头上避免指标设置与实际需求脱节。

二、重构“多维立体”的考核机制，消解单一排名的评价压力

考核机制是指挥棒。过度依赖量化指标与排名的关键问题，在于评价维度单一、权重分配失衡。整改需从指标设计、权重设置、结果运用三个环节入手，构建“定量与定性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客观数据与主观评价互补”的考核体系。

在指标设计上，推行“基础指标+特色指标+负面清单”的组合模式。基础指标聚焦“底线要求”，如安全生产、资金使用规范等必须完成的硬性任务；特色指标结合部门职能与区域实际，突出差异化要求，例如经济部门可设置“新兴产业培育成效”，民生部门可设置“群众急难愁盼解决率”；负面清单则明确“一票否决”事项，如数据造假、侵害群众利益等行为，通过“防错”与“促优”双向约束，避免为追求排名而突破底线。

在权重设置上，大幅降低“数量类指标”权重，提高“质量类”“效益类”“满意度类”指标占比。例如，将原占比40%的“任务完成量”权重降至20%，增加“完成质量评分”（占25%）、“服务对象满意度”（占25%）、“创新突破贡献”（占10%）等维度；对难以量化的工作（如基层党建、文化建设），引入“案例评审制”，通过实地走访、现场观摩、群众访谈等方式进行质性评价，避免“一刀切”打分。

在结果运用上，彻底打破“唯排名定优劣”的做法。考核结果不简单排名次、不公开通报具体分数，而是以“达标/提升/优秀”等分级形式反馈，重点标注“亮点经验”“改进方向”；将考核结果与资源分配、干部激励挂钩时，注重“精准匹配”——对完成基础指标但特色突出的单位，优先给予创新项目扶持；对暂时落后但进步明显的单位，重点提供指导帮助而非问责；对长期排名靠后且无改进的单位，再启动专项督导。通过这种“重分析、轻比较”的运用方式，减少单位间的横向竞争压力，引导精力向解决实际问题聚焦。

三、优化“全周期跟进”的执行流程，杜绝“为考核而考核”的形式主义

考核执行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往往源于“重结果轻过程”“重检查轻指导”的操作方式。整改需将考核嵌入日常工作，建立“目标设定-过程指导-动态调整-效果评估”的全周期管理机制，让考核真正成为推动工作的“助力器”而非“紧箍咒”。

在目标设定阶段，推行“双向沟通”机制。上级部门不搞“指标下压”，而是与基层单位共同研讨年度重点任务，结合基层实际明确“跳一跳够得着”的合理目标；对涉及多部门协作的任务（如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建立“联合目标清单”，避免各部门为完成自身指标而互相推诿。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住建部门不再单独考核“改造面积”，而是与民政、消防、社区等部门共同设定“适老化设施覆盖率”“消防通道畅通率”“居民参与度”等协同指标，从源头上减少“各自为战”的现象。

在过程指导阶段，建立“常态化联系”制度。取消“集中式迎检”，改为“日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