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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事件：一场关于信任与责任的公共拷问

一、事件回溯：从捐赠到流失的时间线与核心争议

2025年12月，一场围绕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的风波，将南京博物院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风波的起点，要追溯到66年前的一次重要文化捐赠。

1959年1月，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号虚斋）之孙庞增和，代表庞家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套）古代书画。这批藏品以质量精湛、体系完整著称，其中不乏堪称“镇馆之宝”的精品，庞家后人对南京博物院的信任与对文化传承的热忱，在此刻凝结为一份沉甸甸的文化契约。

然而，这份契约在2025年6月出现了裂痕。庞莱臣曾孙女庞叔令依据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验当年捐赠的137件藏品原件时，意外发现其中5幅古画“不翼而飞”。这5幅画包括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北宋赵光辅《双马图轴》、明代王绂《松风萧寺图轴》、清代王时敏《仿北苑山水轴》及汤贻汾《设色山水轴》。更令人震惊的是，被列为“失踪”之首的《江南春》图卷，竟在今年北京的一场艺术拍卖会上亮相，估价高达8800万元。尽管在庞叔令举报与国家文物部门干预下，该拍品最终撤拍，但其背后的文物流向之谜，已引发公众对博物馆管理的强烈质疑。

事件的发酵并非偶然。早在2024年10月，庞叔令便因担忧137件捐赠藏品的保管情况，致函南京博物院，要求其提供所有藏品的详细说明及清单，并当面核验现状。然而，这一合理诉求未获任何答复。2024年11月起，庞叔令两次向法院提起“赠与合同纠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返还流失的5幅古画；2025年12月16日，她更签署《强制执行申请书》，正式要求法院强制南博提供相关画作的流转去向材料。至此，这场原本属于私人捐赠的纠纷，已升级为牵动公众神经的文化事件。

南京博物院的回应则将争议推向更深层。根据其2025年12月17日发布的《情况说明》，争议的5幅画作早在1961年便由张珩、韩慎先、谢稚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作”，1964年又经王敦化、徐沄秋、许莘农再次鉴定为“假”，上世纪90年代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了“处置”。但关键问题在于：为何处置过程未告知捐赠者后人？所谓的“处置”具体指向何种操作？流向何处的“划拨、调剂”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这些核心疑问，至今未得到充分解答。

二、程序之问：博物馆处置“伪作”是否合规？

南京博物院对5幅画作的处置依据，是《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但对照具体条文，其回应中的模糊表述与程序瑕疵，已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

根据《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藏品严禁出售或作为礼品；馆际之间调拨、交换藏品，须按等级分别报经文化部文物局或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第二十一条则指出：“已进馆的文物、标本经鉴定不够入藏标准的，或已入藏经再次鉴定确认不够入藏标准、无保存价值的，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必须处理的，由专门学术委员会或专家小组复核审议后，报主管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对照这两条规定，南京博物院的处置至少存在三个程序疑点：其一，若5幅画作确为“伪作”，按规定应“另行专库存放”，而非直接“处置”；其二，“处置”需经学术委员会或专家小组复核审议，并报主管部门批准，但南博未提供任何关于复核审议的文件或批准记录；其三，“划拨、调剂”作为馆际间的藏品流动，必须向文物行政部门报备，但公众至今未见到相关审批手续的公开信息。

更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6月18日，上海嘉泰拍卖公司曾以230万元的价格拍出赵光辅《双马图轴》，而这幅画正是庞家捐赠后“消失”的5幅之一。若该画确为南博处置的“伪作”，那么其流入拍卖市场的行为，已直接违反《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中“藏品严禁出售”的规定。即便南博辩称“划拨、调剂”的接收方可能存在违规转售行为，其作为原始处置方，仍需对藏品的后续流向承担监管责任——这是博物馆管理中不可推卸的“溯源义务”。

从法律层面看，捐赠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合同。捐赠人将文物所有权转移给博物馆，同时隐含“妥善保管、研究、展示”的义务。若博物馆未履行该义务，甚至因管理疏漏导致文物流失，捐赠人或其继承人有权要求返还或赔偿。庞叔令的诉讼，正是基于这一法律逻辑。而南京博物院若无法证明其处置行为完全合规、流向可查，便难以在法律与道义上站稳脚跟。

三、信任之重：捐赠者与博物馆的契约关系

庞家与南京博物院的纠葛，本质上是一场“信任危机”。这种信任，不仅关乎庞家后人的情感寄托，更关乎整个社会对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期待。

“江南收藏甲天下，虚斋收藏甲江南”——庞莱臣的“虚斋”收藏，是中国近现代收藏史的重要坐标。庞家将137件珍贵书画无偿捐赠，并非单纯的“文物转移”，而是将家族百年收藏的文化价值与历史记忆托付给国家，期待这些藏品能在更专业的平台上得到保护、研究与传播。这种信任，是博物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