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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高考命题负责人辞职

一、事件脉络：从难度争议到负责人辞职的连锁反应

2025年12月，韩国教育界因一场高考英语科目的超难度争议掀起轩然大波。这场风波始于2026学年大学修学能力考试（相当于中国高考）的英语科目成绩公布——一档（90分以上，满分100分）考生比例仅为3.11%，较去年几乎腰斩，创下2018年实施绝对评价制度以来的最低值。这一数据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考生、家长与社会的强烈震荡。

回溯事件时间线，矛盾的种子早在考前模拟考试中已埋下。6月的模拟考试中，英语一档比例高达19.1%，因难度过低被批评“无法有效区分考生水平”；9月模拟考试，一档比例骤降至4.5%，难度陡增引发不满；而正式考试的3.11%，则彻底突破了公众可接受的底线。部分考生在9月模拟考试中已达到一档标准，却在正式考试中连最低录取线都难以触及，这种“努力与结果的割裂感”直接点燃了抗议情绪。

面对汹涌舆情，韩国教育课程评价院（以下简称“评价院”）作为命题责任机构，于12月5日率先发布道歉声明，但未能平息公众怒火。随着考生家长在首尔街头聚集抗议、社交媒体上“高考公平何在”的话题持续霸榜，舆论压力持续加码。12月10日，评价院院长吴承杰宣布辞职，成为韩国首位因高考难度问题引咎离任的评价院院长。同日，韩国教育部罕见公开道歉，并宣布启动对高考出题、审核全流程的专项调查，承诺将根据结果采取严厉问责措施。至此，这场由考试难度引发的危机，从教育技术问题升级为牵动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件。

二、制度之困：绝对评价体系的设计漏洞与执行偏差

此次事件的核心矛盾，指向韩国自2018年起推行的“英语绝对评价制度”。该制度设计初衷是打破传统“相对评价”（按比例划分等级）的局限性，通过设定固定分数线（如90分以上为一档），让考生只要达到标准即可获得相应等级，理论上更能体现“能力本位”的公平性。然而，7年实践中，这一制度的执行效果与初衷渐行渐远。

从数据看，绝对评价的一档比例呈现剧烈波动：2023年为6.3%，2024年升至5.9%（接近腰斩前的水平），2025年正式考试暴跌至3.11%。这种“过山车式”的波动暴露了制度设计的两大漏洞：其一，命题难度缺乏科学评估机制。命题团队对考生整体水平的预判严重偏离实际——6月模拟考试因难度过低被诟病“放水”，9月和正式考试却因难度过高成为“筛子”，反映出命题组对“何为合理难度”的标准模糊，既未建立常态化的考生能力数据库，也未引入多维度的难度预测模型。其二，审核机制形同虚设。评价院作为命题责任主体，本应在出题后通过多轮专家评审、模拟测试等环节校准难度，但从此次事件看，审核流程未能有效拦截超纲题目或偏难怪题，导致最终试题与考生实际能力严重脱节。

更值得深思的是制度目标与现实的冲突。绝对评价制度试图通过“固定标准”实现公平，但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考生水平差异显著的背景下，“绝对”反而成了“绝对的不公平”。例如，首尔地区重点高中的学生因英语教学资源更优，可能更适应高难度试题，而地方普通中学的学生则可能因教学深度不足，在超纲题目前“集体溃败”。这种“隐形的地域与校际差距”被绝对评价制度放大，最终演变为考生个体间的“分数鸿沟”。

三、影响扩散：考试公平性危机对教育生态的冲击

此次事件的影响远不止于一场考试的成绩波动，它正在撕裂韩国教育生态的信任基础，并引发连锁反应。

对考生而言，最直接的伤害是“努力被否定”的挫败感。许多学生为备考英语科目投入大量时间，甚至参加高价补习班，但最终成绩却因试题难度失控而远低于预期。有考生在社交媒体上哭诉：“我每天背50个单词、做3套真题，模拟考试明明达到了一档，正式考试却连80分都不到。这样的考试，努力还有意义吗？”这种对“努力与回报正相关”的质疑，可能导致学生学习动力下降，甚至转向“押题”“投机”等功利化备考策略。

对高校招生而言，考试难度失控引发了“招生混乱”。韩国升学机构预测，今年首尔地区顶尖大学部分文科专业的提前招生淘汰率将飙升8%以上。更棘手的是，即使考生在统一高考中获得同一档等级，不同大学的“等级换算标准”差异可能导致实际分值相差5分。例如，A大学将一档换算为95分，B大学换算为90分，这直接影响考生的录取结果，进一步加剧了招生的不确定性。若大量考生因英语成绩不达标无法满足提前录取要求，高校可能出现“未注册名额”，被迫扩大第二轮招生规模，而第二轮招生往往竞争更激烈、录取标准更模糊，形成“越补越乱”的恶性循环。

对社会而言，此次事件动摇了公众对教育评价体系的信任。韩国社会素以“高考至上”著称，高考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因此公众对考试公平性的敏感度极高。评价院院长辞职、教育部道歉等“非常规操作”，虽释放了“正视问题”的信号，但也侧面印证了现有机制的脆弱性。家长群体开始质疑：“如果命题负责人可以因一次考试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