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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女生遭同班男生杀害案将开庭

一、案件回溯：青春校园里的血色夜晚

2025年7月6日的云南曲靖罗平县马街镇某村，本应是一个普通的夏夜。15岁的留守女孩方某涵（小名涵涵）受同学邀约，前往一名女同学的亲戚家中玩耍。同行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同村邻居蒋某某——这个时年14岁的男生，此刻在众人眼中或许只是个普通的“护送者”，却在几个小时后，将一个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青春的末尾。

当晚11时30分左右，方某涵与同行的女同学结伴返程。蒋某某主动提出护送二人，这本是再寻常不过的善意举动，却在将另一名女同学安全送回家后，成为悲剧的起点。当蒋某某独自继续护送方某涵时，行至同村一村民家住房旁的路边，他突然从后方勒住方某涵的颈部。据检察机关起诉书显示，这一动作发生在7月7日凌晨0时许，持续的扼勒最终导致方某涵机械性窒息死亡。而她的遗体被发现时，距离自家仅有约两百米的直线距离——这个本应充满安全感的“最后两百米”，成了她生命的终点。

更令人震撼的是案发后的细节：据家属透露，蒋某某在杀害方某涵后，竟能淡定跟随家人外出采蘑菇。这种近乎“平静”的表现，与他所犯下的残忍罪行形成强烈反差，也让公众对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产生更深层的追问。

从时间线看，案件暴露后，司法程序迅速启动：7月8日，蒋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罗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7月21日，因涉嫌强奸罪被批准逮捕。经过数月审查，案件于2025年12月正式进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阶段，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对其提起公诉。此时，距离方某涵遇害已过去近半年，被害人家属始终秉持“依法严惩”的诉求，而整个社会也在等待这场庭审给出答案。

二、法律追问：未成年犯罪的刑责边界在哪里？

本案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犯罪嫌疑人蒋某某作案时年仅14周岁。长期以来，“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该追责”“年龄是否成为免罚金牌”等问题，始终是社会讨论的热点。而本案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为这类争议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了，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并非对所有犯罪都免责，而是对8类严重刑事犯罪承担刑责。本案中，蒋某某同时涉及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均属《刑法》第17条列明的重罪范畴，因此其刑责认定不存在法律障碍。正如被害人代理律师周兆成所言：“本案不存在所谓‘年龄豁免’的情况，未成年人犯罪绝非‘免罚金牌’。”

但法律的明确性，并不意味着社会认知的统一性。现实中，仍有部分人对“未成年犯罪”存在误解，认为“未满16岁就不用坐牢”。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对《刑法》条文的片面解读。事实上，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罪责刑相适应”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恶性极大、后果极重的犯罪行为，法律从未因年龄而网开一面。以故意杀人罪为例，根据《刑法》第232条，最高可判处死刑；即使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也足以体现法律对生命权的尊重和对恶性犯罪的震慑。

回到本案，蒋某某的犯罪行为具有多重加重情节：犯罪对象是同班同学，利用“护送者”的身份降低被害人防备；犯罪手段残忍（扼颈致死）；犯罪后毫无悔罪表现（采蘑菇的“淡定”）；且同时触犯故意杀人与强奸两罪。这些情节都将成为法庭量刑的重要依据。司法机关能否以本案为标杆，通过公正判决明确“未成年不是恶性犯罪的护身符”，不仅关系到个案正义，更关系到社会对法律权威的信任。

三、社会反思：如何筑牢未成年人的安全防线？

这起发生在“同班同学”“同村邻居”之间的悲剧，撕开了未成年人安全保护的多重漏洞。当我们追问“为何会发生”时，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维度寻找答案。

首先是家庭监护的缺位。方某涵是留守女孩，其父母可能因生计问题无法时刻陪伴；而蒋某某作为同村未成年人，其家庭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从蒋某某能在深夜外出、作案后“淡定采蘑菇”的表现看，其家庭对子女的日常行为缺乏必要的关注和约束。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形成和行为规范养成，家庭是第一道防线。当监护责任缺失，部分未成年人可能因缺乏正确引导，将“暴力”“犯罪”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其次是校园安全管理的薄弱。本案中，蒋某某与方某涵是同班同学，两人的日常互动是否存在异常？学校是否对学生的人际关系、心理状态进行过必要排查？近年来，校园暴力、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暴露出部分学校“重成绩轻德育”“重管理轻关怀”的问题。对于处于青春期的未成年人，情绪疏导、法治教育、性别平等观念的培养，本应是校园教育的重要内容。若学校能更早发现潜在矛盾，或通过教育让学生明白“犯罪后果”，或许能避免悲剧发生。

最后是农村地区治安防控的短板。案件发生地是农村，方某涵遇害的地点距离家仅两百米，却因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