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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行省制度的行政区划演变

引言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发展，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直接映射。从秦汉的郡县制到唐宋的道（路）制，地方行政体系始终在“集权”与“效率”间寻求平衡。元代行省制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型——它不仅突破了前代以“山川形便”为主的划界原则，更通过“犬牙相入”的空间设计强化中央集权；其“行省—路—府—州—县”的多级管理体系，更成为明清乃至现代省级行政区划的雏形。本文将以元代行省制度的行政区划演变为核心，从起源形成、疆域拓展、层级调整、特殊区域管理及历史影响五个维度展开论述，揭示这一制度如何在动态调整中奠定中国地方行政的基本框架。

一、行省制度的起源与初步形成

（一）从临时机构到常设行政单位的转变

行省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金朝与蒙古早期的行政实践。金朝为应对战争需要，曾设立“行尚书省”作为中央尚书省的临时派出机构，负责前线军政事务；蒙古灭金后，沿用这一模式，在中原地区设立“行断事官”，代表大汗处理地方民政、税收与军事。但此时的“行省”（时称“行台”或“行尚书省”）本质上是中央权力的延伸，缺乏明确的辖区与稳定的职能，更像是应对战争或突发事件的临时性工具。

真正推动行省制度制度化的是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对疆域扩张与治理需求，开始系统改革地方行政体系。他首先废除了蒙古贵族“裂土分民”的传统分封制，转而推行“以官治民”的中央集权模式。至元初年（约1264年前后），忽必烈将原有的十路宣抚司（临时地方管理机构）逐步改造为“行中书省”，明确其“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的职能。至此，行省从中央临时派出机构转变为“分镇方面”的常设地方行政单位，其辖区范围、官员配置（设丞相、平章、左右丞等职）、财政权限（掌地方赋税征调）均被制度化，标志着行省制度的初步形成。

（二）初期行省的设置与辖区特征

元世祖时期，行省的设置呈现“因事而设、逐步规范”的特点。至元十年（约1273年）前后，全国已设立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西、江浙、辽阳、岭北等10个主要行省。这些行省的辖区划分既考虑军事控制需求，也兼顾地理与经济基础：

河南行省覆盖黄河中下游平原，控制中原腹地；

江浙行省囊括长江三角洲，因“财赋甲天下”成为朝廷重要财源；

岭北行省则以蒙古高原为核心，作为元朝“龙兴之地”由中央直接掌控；

云南行省的设立更具开创性，首次将西南边疆（今云南及周边地区）纳入统一行政体系，结束了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长期割据的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初期行省的辖区普遍偏大，如江浙行省北起长江口，南至福建沿海，涵盖今江苏、浙江、福建等多省；湖广行省则包括今湖北、湖南、广西及贵州部分地区。这种“大而统”的划分源于元朝对军事控制的重视——通过广阔的辖区削弱地方分裂势力，同时便于集中资源应对边疆威胁（如对南宋残余势力的追击、对西北诸王的防御）。

二、疆域扩张与行省行政区划的拓展

（一）灭宋战争与江南行省的调整

1279年元灭南宋后，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北方游牧政权”对全中国的统一。为巩固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元朝对原有行省设置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一方面，将原属南宋的两浙、福建、荆湖等地区纳入行省体系：原“江淮行省”（治扬州）因辖区过大（涵盖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部分地区），被拆分为江浙行省（治杭州）与江西行省（治龙兴，今南昌）；另一方面，针对江南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特点，增设“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作为监察机构，与行省形成“行政—监察”双重管理体系，确保中央对财赋重地的直接控制。

（二）边疆地区的行省化管理

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为管理如此广袤的边疆，行省制度被推广至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

辽阳行省：覆盖今东北三省及俄罗斯远东部分地区，治所设于辽阳。其设立旨在加强对女真、契丹等民族的管理，同时防御高丽（今朝鲜半岛）的潜在威胁。行省下设开元路、水达达路等，专门管理渔猎民族聚居区，体现“因俗而治”的特点。

甘肃行省：以河西走廊为核心，连接中原与西域，治所甘州（今张掖）。该行省的设立既为保障“丝绸之路”商路安全，也为应对西北诸王（如窝阔台汗国）的军事压力。境内设置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军事要塞，形成“以行政促边防”的格局。

云南行省：作为元朝在西南边疆的核心行政单元，其辖区远超前代，包括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贵州、缅甸部分地区。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通过“改土归流”（部分推行）、兴修水利（如疏浚滇池）、推广儒学等措施，加速了云南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云南行省设立后，“郡县之设，始与中州同”，标志着西南边疆正式纳入中央行政体系。

三、行省层级与辖区的调整优化

（一）路、府、州、县的隶属关系规范

元代行政区划实行“行省—路—府—州—县”五级制（部分地区简化为四级或三级），但初期因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