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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困境到破局：中国钢铁行业如何争夺铁矿石定价权？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国，长期面临铁矿石资源受制于外矿、定价受制于指数、利润受制于矿业巨头的三重困境。为破解这一“矿”世难题，中国正通过组建“国家队”整合需求、开拓多元化供应体系、构建“人民币+中国指数”定价新机制三大路径，系统性争夺定价权。当前已取得阶段性突破，但定价权的重塑是一场长期博弈，未来，中国仍需在提升资源自主、打破美元惯性、增强金融话语权等方面持续攻坚。

一、铁矿石定价权的三重枷锁

作为全球钢铁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中国粗钢产量自1996年起长期稳居世界首位，2024年约10.05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53%。然而，中国钢铁行业的高速发展始终受制于铁矿石资源这一“命脉”，长期面临“对外依存度高、定价权缺失、利润被挤压”的多重困境，成为制约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矿”世难题。

1.资源枷锁：先天不足与高度对外依存

中国钢铁行业庞大的生产规模与国内铁矿石资源的先天不足形成了尖锐矛盾。中

国铁矿探明储量虽居全球第四，但呈现“贫矿多、富矿少”的特征，平均品位仅34.5%，远低于全球44%的平均水平，相比之下，澳大利亚铁矿石主产区皮尔巴拉原矿品位大多在57.5%~62%，巴西北方主产区卡拉加斯原矿品位更是高达65%。更关键的是，国内铁矿中贫矿占比超过97%，需经过复杂选矿工艺才能达到冶炼要求，导致开采成本居高不下。国内铁矿石开采成本从300~900元/吨不等，而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等铁矿巨头的露天富矿开采成本仅为15~25美元/吨，成本差距显著。

资源禀赋的短板直接导致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高度依赖。自2002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首次突破1亿吨以来，此后呈快速上升态势，2024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为12.37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总量的81.59%，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以上。这种极高的对外依存度，使中国钢铁行业的供应链安全与国际市场深度绑定，一旦进口渠道出现波动，将直接冲击行业的稳定运行。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澳大利亚港口临时关闭导致短期运输受阻，国内钢铁企业一度出现铁矿石库存告急的情况，部分中小型钢企被迫减产。

图表1近年来中国铁矿石进口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Wind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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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枷锁：“寡头卖方”VS“分散买方”

全球铁矿石供应端呈现高度垄断格局，而中国需求端则长期处于分散采购状态，这种“集中卖方+分散买方”的结构失衡，决定了中国在铁矿石定价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供应端方面，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FMG集团以及巴西淡水河谷等四大矿山凭借资源禀赋、开采技术、运输网络等优势，在全球铁矿石供应链中处于主导地位。资源上，四大矿山掌控了全球约75%的海运铁矿石贸易量，且基本垄断了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优质铁矿资源，这些矿区矿体埋藏浅、储量大，可实现规模化、低成本开采。技术上，四大矿山通过智能化开采、长距离运输管道等技术手段，将成本控制在15~25美元/吨，而全球其他中小矿山的平均开采成本为40~60美元/吨，成本优势使其具备长期低价竞争的能力。运输上，四大矿山均拥有港口和运输船队，可直接实现“矿山—港口—中国钢厂”的直达运输，既降低成本，又通过控制上下游环节巩固垄断地位。

需求端方面，与供应端的高度集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钢铁行业长期存在“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的问题，导致议价能力严重不足。尽管经过多年的兼并重组和资产整合，中国钢铁行业集中度有所提升，但截至2024年，国内前十大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合计占比仅为45%，远低于日本（CR3为80%）、韩国（CR2为90%）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分散的需求结构使得国内钢铁企业在采购谈判中难以形成合力，甚至屡屡出现为争夺资源而互相抬价的内耗现象。2021年铁矿石涨价期间，部分中小钢企为保证生产，不惜以高于市场均价10%~15%的价格从贸易商手中采购铁矿石，进一步助推价格上涨，形成“越涨越买、越买越涨”的恶性循环。即使是大型钢企，也因地方保护、利益分化等因素难以形成统一采购联盟。四大矿山则利用这一弱点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削弱了国内钢铁企业整体议价能力。

3.利润枷锁：价格剧烈波动与产业链利润失衡

由于缺乏定价话语权，中国钢铁行业长期承受铁矿石价格剧烈波动的冲击，利润

空间被严重挤压。

2008年以来，铁矿石价格经历多轮大幅波动，其中2020－2021年的价格波动尤为剧烈：铁矿石价格从80美元/吨暴涨至230美元/吨，涨幅高达187.5%，2021年底又回落至90美元/吨，跌幅60.9%。与价格剧烈波动相伴的是长期高位运行，除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