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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调整“禁燃”，堵死自己的路

一、从“零排放”到“90%减排”：欧盟禁燃令的关键松动

2025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一份关于调整“2035年禁售燃油车”政策的提案，在全球汽车产业掀起不小的波澜。这项曾被视为欧盟“绿色新政”核心的交通领域去碳化战略，正经历近五年来最重大的政策转向——原定于2035年实施的“新车零排放”目标，被调整为“较2021年减排90%”。这一调整意味着，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电动车乃至部分符合条件的燃油车，将在2035年后继续获得市场准入资格。

回溯政策原点，2023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禁燃令”曾以“零排放”为硬性标准，明确2035年起全面禁售碳排放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然而仅过去两年，政策便出现实质性松动：减排目标从100%降至90%，监管重点从“动力形式”转向“综合碳足迹”，允许车企通过使用低碳燃料、可再生燃料或本地生产的绿色钢材等方式，抵消插混车型或增程式电动车的额外排放。这一改动不仅为传统燃油技术保留了生存空间，更被业内视为欧盟在“全面电动化”路线上的关键让步。

政策调整的直接导火索是来自产业界的持续施压。德国、意大利等汽车制造大国，以及斯泰兰蒂斯、梅赛德斯-奔驰、大众、宝马等欧洲车企巨头，长期以“单一路径转型削弱产业韧性”为由游说欧盟。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欢迎监管放宽”，大众称其“符合市场现实”，宝马则认为“承认内燃机未来可行性是重要一步”。这些表态背后，是欧洲汽车工业对激进电动化时间表的集体焦虑。

二、产业现实与政策妥协：欧洲电动化转型的深层困境

欧盟政策的松动，本质上是对欧洲汽车产业结构性压力的被动回应。从市场数据看，2025年1月至10月，欧盟新注册乘用车中纯电动车占比仅16.4%（另一统计口径为18.3%），远未达到支撑“2035全面禁燃”的市场成熟度。这一数据背后，是多重现实困境的交织：

其一，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欧洲许多地区仍存在充电网络覆盖不足、快充桩密度低等问题，消费者对“里程焦虑”的担忧直接影响纯电动车购买意愿。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调查，超40%的潜在购车者因充电不便放弃选择纯电车型。

其二，成本与价格劣势明显。欧洲纯电动车平均售价较同级别燃油车高出30%以上，即使在补贴政策下，终端消费者的购车成本仍显著高于燃油车。随着多国逐步削减或取消购车补贴，电动车销量增长已明显放缓，2025年1-10月纯电注册量同比增速仅26.2%，远低于2023年同期的45%。

其三，供应链短板凸显。欧洲在动力电池核心原材料（如锂、钴）的开采、加工环节依赖进口，本土电池产能仅占全球12%（中国占比超60%）。这导致欧洲车企在电池成本控制、供应稳定性上处于劣势，进一步制约了纯电动车的规模化推广。

其四，国际竞争加剧。中美车企凭借更完善的电动化产业链和成本优势，正加速抢占欧洲市场。中国电动车品牌2025年前10个月在欧市场份额已达8.7%，较2023年翻倍；美国特斯拉柏林工厂产能爬坡后，ModelY连续6个月蝉联欧洲纯电车型销量冠军。欧洲车企面临本土市场被挤压、全球竞争力下滑的双重压力。

在这些现实困境下，欧盟的政策调整更像是一场“缓兵之计”——试图通过放宽燃油车限制，为车企争取调整战略、补足短板的时间窗口。但这种妥协，从一开始便暴露了欧洲在电动化转型中的战略摇摆。

三、政策反复的代价：动摇转型信心与全球竞争力

尽管欧盟声称调整政策是为“增强产业韧性”，但这一决策的潜在风险已引发广泛担忧。德国汽车经济学专家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直言，“这是所能想到的最糟糕的解决方案”。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政策信号混乱，削弱企业转型动力。汽车产业的技术研发、产能布局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预期。欧盟从“零排放”到“90%减排”的调整，释放出“犹豫与妥协”的政策信号，可能导致车企在纯电技术研发、电池工厂投资等关键领域出现迟疑。例如，大众原计划2026年前在欧洲新建4座电池工厂，目前已宣布推迟其中两座的建设；宝马原定于2027年全面切换纯电平台的计划，也因政策调整重新评估。这种“投资延迟”将直接延缓欧洲电动化转型的技术积累。

其次，过渡技术依赖可能固化，错失核心突破机遇。插混、增程式等技术本质上是燃油车与电动车的“折中方案”，虽能短期降低碳排放，却无法解决能源效率低、电池成本高等根本问题。若欧洲车企因政策松动转向加大插混车型研发投入，可能陷入“过渡技术陷阱”——既无法在纯电领域追上中美领先者，又因技术路线分散削弱传统燃油车的优势。数据显示，2025年欧洲插混车型平均碳排放（120g/km）较纯电车（0g/km）仍高出数倍，长期看难以满足欧盟2040年“碳中和”目标。

最后，全球竞争格局中进一步落后。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已进入“纯电主导”的淘汰赛阶段：中国凭借完整的产业链和超60%的全球电动车产量，正加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