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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科举制度批判

引言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以“批判科举”为核心创作的讽刺巨著，书中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读书人故事，撕开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虚伪面纱。其中，“范进中举”一节堪称全书的“点睛之笔”——五十多岁的老童生范进，穷尽一生追逐科举功名，中举后竟喜极而疯；而周围人从“踩”到“捧”的极端态度转变，更将科举制度对人性、社会的扭曲暴露无遗。吴敬梓并未直接咒骂科举，而是用“范进的疯”“胡屠户的变”“乡邻的趋”这些极具画面感的细节，让读者亲眼看见：科举制度如何将一个普通人变成“考试机器”，如何让亲情、友情沦为利益的附庸，又如何让整个社会陷入“功名至上”的疯狂。本文将从“精神异化”“社会撕裂”“制度缺陷”三个层面，层层剖析范进中举背后的科举制度之恶，探讨吴敬梓对封建制度的深刻批判。

一、科举制度下的精神异化：从“执念”到“痴狂”的人格崩塌

科举制度的最直接危害，是将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异化为“功名的囚徒”。对范进而言，科举不是“求学之路”，而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他的人生所有意义，都浓缩在“中举”两个字里，最终沦为被功利思维操控的“空心人”。

（一）科举作为“唯一上升通道”：范进的“必然”坚持

范进的人生轨迹，是科举制度下“寒门读书人”的典型样本。他出生在社会底层，五十多岁仍是“童生”（科举最低阶功名），家里穷得“连早饭米都没有”，只能靠岳丈胡屠户的“接济”过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考了二十多次——不是因为“热爱读书”，而是因为科举是古代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唯一通道。

在封建制度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但这里的“读书”绝非“求知”，而是“做官的工具”。对范进而言，不考科举，就意味着永远是“现世宝”（胡屠户骂他的话），永远被人看不起；考中科举，才能“脱胎换骨”，从“被骂的穷秀才”变成“受人尊敬的老爷”。因此，他的坚持不是“热爱”，而是“生存的本能”——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哪怕稻草再细，也必须死死攥住。

书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范进向胡屠户借钱赶考时，胡屠户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范进被骂得“摸门不着”，却依然低声下气地说：“岳丈教训的是……只是我这一去，若不得中，誓不回来见你。”这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隐忍，恰恰暴露了他的“功利执念”——只要能考科举，哪怕被羞辱，也无所谓。此时的范进，已经不是“人”，而是“科举制度的工具”：他的喜怒哀乐、尊严人格，都被“中举”的目标吞噬了。

（二）功利化思维的极致：范进中举后的精神崩溃

范进中举后的“疯癫”，是精神异化的“总爆发”。当他看到报帖（通知中举的文书）时，先是“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然后“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接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醒来后又“拍着手大笑”，“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最后“一路拍着笑着，走到集上去了”。

这种“疯”，不是“高兴过度”，而是“精神支柱的崩塌”——范进一辈子的人生意义，都寄托在“中举”上，当这个“执念”突然实现，他的精神世界反而“空了”：之前所有的委屈、羞辱、坚持，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有“不可置信的狂喜”，最终导致精神崩溃。

更讽刺的是，范进的“疯”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普遍困境”。吴敬梓在书中写过很多类似的人：比如“周进撞号板”（周进考了几十年没中，看到贡院号板就哭晕过去），比如“匡超人从善良到虚伪”（匡超人原本是孝顺的农村娃，中举后变成忘恩负义的小人）——他们的结局不同，但本质都是“被科举吞噬的灵魂”：读书人的精神世界被“功名”填满，最终失去了感知幸福、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功利化思维的渗透：范进的“空心化”人格

范进的精神异化，还体现在他对“生活本身”的麻木。他一辈子都在“备考”，从未关注过身边的人和事：妻子跟着他吃了几十年苦，他没说过一句安慰的话；母亲去世，他按照“礼制”守孝，却连“悲伤”都不会——因为他的所有情绪，都被“科举”过滤了。

中举前，范进是“烂忠厚没用的人”（胡屠户骂他）：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连“借钱”都要低三下四；中举后，他虽然疯了，但疯话里依然是“我中了！我中了！”——哪怕已经“中举”，他的思维依然停留在“科举”的框架里，没有任何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这种“空心化”，正是科举制度的“杰作”：它让读书人变成“只会考试的机器”，失去了作为“人”的温度和情感。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关系的撕裂：中举前后的人情冷暖与利益重构

范进中举的“戏剧性”，不仅在于他自己的疯癫，更在于周围人的“变脸”——胡屠户从“骂人的岳丈”变成“奉承的奴才”，乡邻从“冷漠的看客”变成“巴结的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