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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小说：溯源、特质与史脉钩沉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且影响深远的时期，其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与创新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汉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先秦文学的传承与延续，更是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而汉代小说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内涵、社会风貌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与精神追求，是我们深入了解汉代社会与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汉代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各种类型的小说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汉代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开始逐渐从萌芽状态走向成熟，其在题材选择、叙事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的探索与创新，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汉代小说中对历史故事的演绎、对民间传说的记录以及对神怪世界的想象，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民间故事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灵感。

研究汉代小说，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汉代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与早期形态，探寻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整体脉络。同时，汉代小说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珍贵的资料。从社会层面来看，汉代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和社会矛盾，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汉代社会画卷；从文化层面来看，汉代小说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多种思想流派的元素，体现了汉代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从宗教层面来看，汉代小说中对神仙方术、鬼怪信仰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宗教思想对人们生活的深刻影响。

1.2研究现状综述

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30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史学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汉代小说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学术论文、小说史、文学史、小说书目以及汉魏六朝小说选本等多个方面。

在对旧题汉人小说成书时代的探讨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所谓“旧题汉人小说”，主要是指那些作者旧题为汉人东方朔、班固、郭宪、刘歆、伶玄等人的作品，其中包括《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和《飞燕外传》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乃晋以来文人方士的假托与伪作”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中国小说史略》问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众多古代小说史论著在论及旧题汉人小说时，大多都遵循鲁迅的这一观点。例如，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孟瑶的《中国小说史》以及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小说史》等，均持相同看法。徐震堮选注的《汉魏六朝小说选》也认为“所谓汉人的小说，都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中专门列出《两汉志怪小说》一章，通过详实的考证，认定旧题汉人小说中的《神异经》《汉武洞冥记》《十洲记》《汉武故事》和《汉武内传》为汉代志怪小说。侯忠义在《汉魏六朝小说史》的《汉代小说》一章中提出，《神异经》和《汉武故事》是汉代作品，而《十洲记》和《汉武洞冥记》应当是东汉或六朝之作。此后，王枝忠在《汉魏六朝小说史》中也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研究，认为《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飞燕外传》《西京杂记》《汉武洞冥记》《神异经》和《十洲记》等作品在汉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对于汉代小说作品范围的界定，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对小说文体观念理解的差异，导致在确定哪些作品属于汉代小说时，难以达成共识。一些学者主张严格按照传统的小说定义来界定汉代小说的范围，认为只有那些具有明确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虚构性的作品才能被视为小说；而另一些学者则持较为宽泛的观点，他们认为汉代的一些杂史杂传、寓言故事以及具有小说元素的子书等，也应当纳入汉代小说的研究范畴。例如，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和王恒展的《中国小说发展史略》将《说苑》《新序》《风俗通义》等列入小说考虑范围之内；而侯忠义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则对以上几本书未予考虑。傅礼军在《中国小说的谱系与历史重构》中明确提出，在判断一部先秦两汉作品是否为小说时，不仅要看它是否叙事以及虚构，还要考虑其写作目的以及当时和后代对它的功能和性质的认识，认为不能轻易将利用现代小说概念追认为先秦两汉的作品认定为小说。

汉代小说研究中还存在着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等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