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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诉父亲付研究生费用被法院驳回

一、案件回溯：成年子女读研费用引发的亲情与法律之辩

2025年11月，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抚养费纠纷案，将“成年子女读研费用是否应由父母承担”的争议推至公众视野。23岁的研究生小琳（化名）因父亲拒绝支付其读研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将父亲告上法庭，最终法院以“研究生教育不属于法定义务教育阶段，成年子女不具备法定抚养条件”为由，驳回了小琳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起纠纷的起点可追溯至小琳18岁时父母的离婚协议。当时，为保障女儿的教育与生活，父母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小琳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承担其全部学费，并每月支付2000元生活费直至完成学业。协议签订时，小琳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亲的经济支持成为她专注学业的关键保障。本科四年间，父亲始终恪守承诺，累计支付学费和生活费近十万元——这笔费用占其当时月收入八千余元的大部分，对普通家庭而言堪称“倾囊相授”。小琳也以优异成绩回报了父亲的付出，多次获得奖学金，逢年过节主动问候父亲，父女关系虽因离婚有所疏离，但仍维持着基本的温情。

2024年，小琳本科毕业并考取硕士研究生。父亲起初履行了第一学年的学费和首月生活费，但此后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继续支付。他向法院提交的工资条显示，其月收入已降至4320元，扣除房租、赡养父母费用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每月仅剩620元。小琳则认为，离婚协议未明确限定教育阶段，读研属于“完成学业”范畴，父亲的行为构成违约。双方多次沟通无果后，小琳将父亲诉至法院，要求其继续支付研究生阶段的学费及每月2000元生活费直至毕业。

这起看似简单的“家庭纠纷”，实则交织着法律边界、亲情道义与社会现实的多重矛盾。法院的判决不仅关乎小琳个人的学业规划，更引发了公众对“成年子女抚养义务”“代际责任”“青年独立成长”等议题的深度思考。

二、法律边界：成年子女抚养义务的法定界定

法院的判决结果并非偶然，其核心依据是我国现行法律对“父母抚养义务”的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第一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进一步细化：“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结合本案，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可循：首先，小琳起诉时已年满23周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不符合“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法定情形；其次，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并非法定义务教育阶段，父母对成年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无强制支付义务；最后，离婚协议中“直至完成学业”的约定，在小琳完成本科学业后已基本履行完毕，而读研是其主动选择的继续深造行为，超出了协议中“学业”的通常理解范围（一般指向基础教育阶段）。因此，法院认定父亲无继续支付读研费用的法定义务，驳回小琳的诉讼请求。

这一判决实际上是对“父母抚养义务”法律边界的重申：抚养义务的核心是保障子女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而非无限度满足其教育提升的个人选择。法律之所以将“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作为“不能独立生活”的认定标准，既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成年子女独立责任的引导——当一个人具备劳动能力后，应逐步从“被抚养者”转变为“责任承担者”。

三、亲情与责任：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碰撞

法院的判决虽于法有据，却在舆论场引发了激烈争议。支持判决的声音认为，父亲已尽到离婚协议中的义务，且经济能力有限，要求其继续承担读研费用“强人所难”；反对者则质疑，法律是否“冷漠”地切割了亲情责任，忽视了中国家庭“父母供养子女完成高等教育”的传统伦理。

从传统伦理看，“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观念在中国家庭中根深蒂固。许多父母将子女的教育投入视为“责任”甚至“使命”，即便经济拮据，也会咬牙支持子女读研、留学。这种代际间的付出，既是亲情的体现，也是社会文化中“知识改变命运”观念的延续。小琳父亲在本科阶段的坚持，正是这一传统的典型注脚——他用近十年的收入支撑女儿的学业，本质上是在用行动践行“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朴素信念。

但现代法治的逻辑更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法定义务，而对成年子女的资助则更多是道德层面的选择。法律之所以严格限定“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范围，既是为了避免“道德绑架”父母，也是为了推动成年子女尽早独立。正如本案中，小琳已具备劳动能力，完全可以通过勤工俭学、申请奖学金或助学贷款等方式缓解经济压力，而将读研成本完全转嫁父母，本质上是对“父母责任”的过度依赖。

这种传统观念与现代法治的碰撞，反映出社会转型期代际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