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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实证偏差分析

一、CAPM的理论框架与核心假设

要理解CAPM的实证偏差,首先需要回到模型本身的理论逻辑——它是现代金融理论中第一个将风险与收益系统关联的模型,其诞生标志着资产定价从“经验判断”走向“量化逻辑”。

(一)CAPM的核心逻辑

CAPM的理论基础是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投资者通过分散化投资消除非系统风险(单个资产特有的风险,如公司管理层变动),只需要为系统风险(影响所有资产的宏观风险,如经济衰退)获得补偿。在此基础上,夏普、林特纳等学者引入“无风险资产”(如国债),推导出两条关键曲线:

资本市场线(CML):描述有效投资组合(风险分散最优的组合)的预期收益与总风险(用标准差衡量)的关系,斜率为“市场风险溢价”(市场组合收益与无风险利率的差)。

证券市场线(SML):将单个资产的预期收益与系统风险挂钩——资产的预期收益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贝塔系数”(衡量资产对系统风险的敏感程度)乘以市场风险溢价。

简单来说,CAPM的核心结论是:只有系统风险会影响资产的预期收益,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分散化消除,因此不应该获得额外回报。比如,一家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股价下跌是非系统风险,投资者可以通过持有多家公司股票分散这种风险;而通货膨胀导致的所有股票下跌是系统风险,投资者需要为此获得更高收益补偿。

(二)CAPM的关键假设

CAPM的简洁性源于一系列严格假设,这些假设是理论成立的前提,但也为后续的实证偏差埋下了伏笔:

有效市场假设:市场价格能及时、充分反映所有可用信息,资产价格等于其内在价值(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不存在“错误定价”。

投资者理性假设: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会根据“均值-方差准则”选择组合——在相同风险下追求最高收益,或在相同收益下追求最低风险。

同质预期假设:所有投资者对资产的预期收益、方差、协方差有完全相同的判断,因此市场上只有一条“最优投资组合前沿”。

无摩擦市场假设:没有交易成本、税收、卖空限制,投资者可以以无风险利率自由借贷(比如用国债抵押借款投资股票)。

市场组合存在假设:存在一个包含所有风险资产(股票、债券、房地产等)的“市场组合”,其风险分散程度最高,是所有投资者的最优选择。

这些假设将复杂的现实市场简化为一个“理想环境”,但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假设能完全满足——这正是实证偏差的根源。

二、CAPM实证偏差的经典呈现

CAPM诞生后,学者们迅速用现实市场数据检验其有效性。早期研究曾短暂支持CAPM,但后续更广泛的检验却发现了大量“异象”——即资产收益无法用CAPM的贝塔系数解释的现象。

(一)早期实证检验的“支持”与局限

20世纪60-70年代,詹森、布莱克等学者的研究曾为CAPM提供了“初步支持”。比如詹森用“阿尔法系数”(资产实际收益与CAPM预测收益的差)衡量超额收益,发现大部分共同基金的阿尔法接近零——即基金经理无法通过主动管理获得超过CAPM预测的收益,这符合“市场有效”的假设。

但这些早期研究存在明显局限:一是样本范围小(多集中于美国大型股票),二是贝塔系数的计算方法粗糙(用过去5年的月收益计算,未考虑贝塔的动态变化),三是未考虑交易成本、税收等现实因素。当学者们将样本扩展到更小的公司、更长的时间周期时,偏差开始显现。

(二)异象的发现:偏离CAPM的收益规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CAPM无法解释的收益规律”被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

小公司效应:市值较小的公司(如流通股总价值低于10亿美元的公司),其平均收益显著高于大公司——即使调整了贝塔系数,小公司的年平均收益仍比大公司高3%-5%。比如某研究覆盖了美国40年的股票数据,发现市值最小的10%的公司,其年平均收益比市值最大的10%的公司高约4.5%。

价值效应:“价值股”(账面市值比高的公司,即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价值相对于股价较高的公司,比如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公司)的收益显著高于“成长股”(账面市值比低的公司,即股价相对于净资产较高的公司,比如互联网、科技公司)。研究显示,价值股的年平均收益比成长股高约3%-4%,这种差异无法用贝塔解释。

动量效应:过去3-12个月表现好的股票(“赢家股”),未来3-12个月继续表现好;过去表现差的股票(“输家股”),未来继续表现差。比如某研究发现,买入过去12个月涨幅前10%的股票、卖出跌幅前10%的股票,年平均收益可达10%以上,这完全不符合CAPM“价格随机波动”的假设。

季节性效应:股票收益存在明显的月份差异,比如“1月效应”——1月的股票收益显著高于其他月份,尤其是小公司股票,1月的收益比其他月份高2%-3%。

这些异象的共同特点是:资产收益与贝塔系数无关,却与其他因素(如市值、账面市值比、过去表现)高度相关。CAPM的核心逻辑——“只有系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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