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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构建：基于风险与权益平衡视角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转基因技术诞生以来，转基因生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转基因技术是利用DNA重组技术，将外源基因转移到生物体内，使其获得新的性状或功能。截至2024年10月，已有30多个国家批准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202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连续四年增长，达2.063亿公顷，较2013年增长超20%。美国是全球最大转基因种植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比36.1%，主要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油菜和甜菜等；巴西紧随其后，种植面积占比32.4%，主要作物有大豆、玉米和棉花等。在我国，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主要包括棉花和木瓜等。转基因生物不仅在农业领域用于培育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作物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减少农药使用；还在医药领域用于生产疫苗、基因治疗药物等；在食品领域，转基因技术可提高食品的营养价值、口感和耐储性，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然而，转基因生物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从对人类健康的潜在影响来看，转基因食品的引入可能改变食物成分，有引发过敏反应、新毒素生成或抗生素抗性基因传播的可能性。尽管目前大规模科学研究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对健康的确定性危害，但长期影响仍需深入研究。在环境方面，转基因作物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干扰。例如，抗虫基因可能影响非目标生物（如益虫或其他生物链成员），抗除草剂基因可能导致抗药性杂草的产生；基因漂移可能污染传统作物或野生植物的基因库。对农业生产而言，转基因作物广泛推广可能导致种子资源集中化，削弱农作物遗传多样性；农民可能依赖少数种子公司，形成市场垄断，影响农业经济和农民权益。

一旦转基因生物造成损害，由于其损害主体和因果关系认定复杂，现行法律难以有效解决赔偿问题。构建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一制度能够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当因转基因生物遭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时，受害者可依据该制度获得合理赔偿，弥补损失，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完善的赔偿制度可以促进转基因生物产业健康发展。明确责任和赔偿机制，能使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加谨慎对待转基因生物研发和应用，加强风险管理，推动产业在安全前提下发展；还能增强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的信任，减少不必要恐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同时，构建该制度也是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对损害行为的约束和对受损生态环境的赔偿，降低转基因生物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研究开展较早，并且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制度和做法。欧盟在转基因生物监管和损害赔偿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态度，实行“严格责任制”。在这种责任制度下，只要转基因生物造成了损害，无论责任人是否存在过错，都要承担赔偿责任。欧盟还建立了完善的标识制度，要求对转基因食品和饲料进行明确标识，以便消费者进行选择，同时也有助于在发生损害时追溯责任主体。美国则主要采用“产品责任制”，将转基因生物视为普通产品，依据产品责任相关法律来确定赔偿责任。美国在转基因生物的研发、审批和监管方面有着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并且通过大量的司法实践对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索。此外，国际上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公约和议定书，如200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转基因生物国际规范，2010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关于赔偿责任和补救的名古屋一吉隆坡补充议定书》确定了转基因生物损害的国际赔偿基本规则，这些国际文件为各国建立和完善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国内对于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研究相对较晚，但随着转基因生物在我国的应用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生物安全法》《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等在内的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对转基因生物的研发、生产、加工、经营和进出口等环节进行规范和管理。然而，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对于赔偿责任的认定、赔偿范围和标准等方面缺乏具体的规定，导致在实践中难以操作。监管不到位，存在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监管漏洞等问题，影响了对转基因生物损害的有效预防和处理。同时，国内学者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些学者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构建我国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制度的建议，包括明确赔偿主体和内容、确定赔偿计算方法和标准、建立赔偿机构和程序等。

尽管国内外在转基因生物损害赔偿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现有研究对于转基因生物损害的特殊性质和复杂性认识还不够深入，在责任认定和赔偿标准的确定上缺乏充分考虑转基因生物特点的针对性研究。不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