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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人格权编中“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范围

引言

在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高度发展的今天，肖像的传播与使用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新闻报道中捕捉的公众人物瞬间、课堂上展示的历史照片、博物馆里陈列的名人画像……这些场景既涉及个体对肖像的自主控制，也关联着社会对信息传播、文化传承的公共需求。民法典人格权编将“肖像权”独立成编，既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也通过“合理使用”条款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提供了法律路径。本文以民法典第1018条至第1023条为基础，结合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系统解析肖像权合理使用的法律边界，探讨其在保护个体权益与促进社会公共福祉中的双重价值。

一、肖像权的基础认知与合理使用的立法逻辑

（一）肖像权的法律内涵与核心价值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其外部形象所享有的人格权，其客体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被识别的外部形象。民法典第1018条明确，肖像权包含三方面权能：制作权（决定是否制作、如何制作肖像）、使用权（决定是否使用、如何使用肖像）、公开权（决定是否公开肖像）。这一权利的核心在于保障自然人对自身形象的自主控制，体现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每个人的外在形象是其人格的直观表达，未经允许的擅自使用可能导致社会评价降低、隐私泄露或情感伤害。

从社会功能看，肖像权的保护并非绝对。若所有肖像使用均需权利人同意，将严重阻碍新闻传播、文化教育、历史记录等公共事务的开展。例如，新闻记者拍摄街头突发事件时，若必须逐一征求现场所有路人的肖像使用许可，将导致信息传递滞后甚至失真；学校历史课展示历史人物照片时，若需联系其后代授权，可能使教学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因此，法律必须在“保护个体人格”与“维护公共利益”之间划定合理边界，“合理使用”制度正是这一平衡的产物。

（二）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与规范结构

民法典第1020条以列举加兜底的方式规定了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范围：“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有三：其一，明确“合理使用”是法定的免责事由，避免权利人滥用权利阻碍社会公共事务；其二，通过列举具体情形降低法律适用的模糊性，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引；其三，保留兜底条款（第五项），确保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需要注意的是，合理使用的“合理性”需满足三个要件：一是使用目的具有正当性，须为公共利益或肖像权人利益（如防止其权益受损）；二是使用方式具有必要性，即“不可避免”或“在必要范围内”；三是使用结果不损害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如未丑化、污损肖像，未用于商业目的）。这三个要件共同构成了判断“合理使用”的核心标准。

二、合理使用的具体类型与适用边界

（一）教育科研与个人欣赏：有限范围的非商业使用

民法典第1020条第一项将“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列为合理使用情形，但限定了两个关键条件：“在必要范围内”和“使用已经公开的肖像”。所谓“必要范围”，是指使用行为需与学习、研究的具体目标直接相关，且数量、方式不超出合理限度。例如，学生为完成美术作业临摹网上公开的名人肖像画，属于合理使用；但将临摹作品制成海报在校园内大规模张贴，则可能超出“必要范围”。

“已经公开的肖像”是指肖像权人主动或被动使肖像进入公共领域（如发布在社交媒体、刊登于报纸）。若肖像权人未公开肖像（如私人相册中的照片），即使出于学习目的使用，仍需取得同意。司法实践中曾有案例：某高校教师在课件中使用了学生未公开的班级合影，被法院认定为侵权，因该合影未向社会公开，教师的使用超出了“已公开”的范围。

（二）新闻报道：公共信息传播的“不可避免性”

新闻报道是合理使用的典型场景，其核心在于“不可避免”。例如，记者拍摄街头火灾现场时，画面中出现的围观群众肖像属于“不可避免”的记录，无需逐一征求同意；但如果记者刻意将镜头对准某路人进行特写，并在报道中突出其面部特征（如“围观者张某表情焦虑”），则可能超出“不可避免”的范围，需取得同意。

“不可避免”的判断需结合报道的内容与目的。若报道主题是“城市交通拥堵现状”，记者拍摄早高峰的十字路口，画面中出现的大量行人肖像属于必要记录；但若报道主题是“某明星私下生活”，记者跟拍并公开其未公开的肖像，则不属于合理使用，因为此时报道目的是满足公众好奇心而非传递重要公共信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中曾明确：“新闻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