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古文运动”主张.docxVIP

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古文运动”主张

一、引言：古文运动与韩愈的历史坐标

中唐文坛，一场以“复古”为名的文学革新浪潮席卷而来。这场被后世称为“古文运动”的文化变革，不仅扭转了延续数百年的骈文主导局面，更重塑了中国散文的审美范式与思想内核。在这场运动中，韩愈以“文起八代之衰”的雄健姿态站在潮头，其提出的一系列革新主张，既是对时弊的精准批判，也是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思考。从“文以载道”的核心纲领到“不平则鸣”的情感表达，从“务去陈言”的创新追求到“文从字顺”的语言规范，韩愈的古文主张如同精密的思想网络，既指向文学形式的革新，更触及文化道统的重建。要理解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乃至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就必须深入探究韩愈在这场运动中提出的主张及其内在逻辑。

二、古文运动的时代背景：骈文的弊端与儒学的式微

任何思想革新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土壤。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并非单纯的“好古”癖好，而是对中唐社会文化双重危机的回应。要理解其主张的合理性，首先需回溯运动兴起的历史语境。

（一）中唐骈文的僵化与文学困境

自魏晋以降，骈文逐渐成为主流文体。这种以四六句式为基础、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用典繁复的文体，在齐梁时期达到极盛，至初唐仍被视为文学正宗。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中唐，骈文的弊端已暴露无遗。首先是形式对内容的束缚：为满足对仗要求，作者往往削足适履，甚至颠倒语序、堆砌辞藻，导致文意晦涩。例如当时流行的应制文章，常以“风回电激”形容军势，以“日月光华”赞美圣德，看似华丽，实则空洞。其次是情感表达的失真：骈文重技巧轻真情，许多作品沦为官场应酬的工具，鲜少展现作者真实的生命体验。正如韩愈在《荐士》诗中批判的：“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这种“蝉噪”般的文学生态，已无法承载中唐社会复杂的情感与思想。

（二）儒学道统的断裂与思想危机

文学的危机往往与思想的危机相伴而生。中唐时期，历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王朝由盛转衰，社会矛盾尖锐。然而，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却陷入“儒门淡薄”的困境：佛道二教因统治者的推崇广为传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被严重削弱。一方面，佛道宣扬的“空无”“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背道而驰，导致士人群体价值迷茫；另一方面，儒家自身的理论体系在汉唐注疏之学的束缚下僵化，缺乏创新活力，难以回应现实问题。韩愈敏锐地意识到，要挽救社会危机，必须重建儒家道统；而要重建道统，就需要借助文学的力量——因为“道”需要载体，而当时流行的骈文因形式桎梏，根本无法有效传播儒家思想。

三、韩愈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从文到道的全面革新

面对骈文浮华与儒学式微的双重危机，韩愈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勇气，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古文革新主张。这些主张并非孤立的技巧要求，而是围绕“文”与“道”的关系展开的全方位思考，既包括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定义，也涉及创作方法的具体规范。

（一）文以载道：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功能

“文以载道”是韩愈古文主张的核心纲领，也是其与骈文最根本的分歧所在。这里的“道”，并非玄虚的哲学概念，而是以“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韩愈在《原道》中明确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传播这种“道”，而非单纯追求辞藻之美。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更直接地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意味着，他提倡“古文”（即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并非为了模仿古人的句式，而是因为这种文体更适合承载“古道”。

这一主张的提出，彻底颠覆了骈文“重文轻道”的传统。在骈文家眼中，文章是“雕虫小技”“润色鸿业”的工具；而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传道”的载体，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紧密相连。例如他的《师说》，表面上是讨论师生关系，实则通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论断，强调“道”的传承是教育的核心，进而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

（二）不平则鸣：强调情感表达的真实性与批判性

如果说“文以载道”解决了文学“为什么写”的问题，那么“不平则鸣”则回答了“写什么”的问题。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他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情感郁积后的自然喷发，是对现实矛盾的真实反映。这种“鸣”，既可以是个人遭遇的感慨（如《祭十二郎文》中对亲情逝去的锥心之痛），也可以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对权贵丑态的揭露）。

这一主张与骈文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对比。骈文因受形式限制，作者往往为文造情，甚至刻意模仿前人的情感模式；而韩愈提倡的“不平则鸣”，要求文学必须扎根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例如他的《张中丞传后叙》，通过细节描写（如南霁云断指、张巡嚼齿）还原安史之乱中英雄的悲壮，字里行间充满对忠烈的敬仰与对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