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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改装射钉枪射杀邻居二审获死刑

一、从“死缓”到“死刑”：一场跨越两年的司法正义拉锯战

2025年12月17日，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一场牵动多方的二审判决终于落槌。因改装射钉枪射杀邻居夫妇的26岁男子何某乖，被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一结果，与2025年3月28日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一审判决形成鲜明对比，也将一起由精神分裂症患者因“迷信臆想”引发的恶性案件，再次推至公众审视的聚光灯下。

时间回溯至2023年12月4日上午10时许，广西来宾大炉村的平静被两声枪响打破。何某乖携带两支已上弹的改装射钉枪，闯入同宗本家、未出五服的邻居何某本、黄某玉夫妇家中，朝二人头部开枪，致其当场死亡。这场看似“蓄谋已久”的杀戮，动机竟荒诞得令人窒息：何某乖因长期患精神分裂症，坚信邻居在自家菜地“摆阵作法”，导致其严重失眠、身心受创。而据遇害夫妇儿媳梁女士及多名证人证实，两家人平日并无矛盾，甚至保持着基本的邻里往来。

一审阶段，法院认定何某乖构成故意杀人罪、非法制造枪支罪，数罪并罚本应执行死刑，但考虑到其作案时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且有自首情节，最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判决曾引发被害人家属强烈不满——“他拿着改装的枪上门杀人，怎么能因为有病就轻判？”而二审改判的核心逻辑，正是对“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与“犯罪恶性”的重新权衡：当精神疾病成为犯罪借口时，司法必须守住“行为危害性”的底线。

二、当“精神疾病”遇上“极端暴力”：司法如何平衡“宽宥”与“惩戒”

何某乖案的争议焦点，始终围绕“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认定”展开。我国《刑法》第18条明确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审正是基于这一条款，对其作出“死缓”判决。然而，二审改判的关键，在于更严格地审视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实际状态。

从案件细节看，何某乖的犯罪行为呈现出高度的“预谋性”：提前改装射钉枪（需具备一定工具使用和机械知识）、选择上午10时邻居在家的时间、携带两支上弹枪支（确保“一击致命”），甚至在作案后主动投案。这些行为链条，与其“发病期无法控制行为”的辩解形成矛盾——若真处于严重精神障碍状态，很难完成如此清晰的犯罪准备与实施过程。更关键的是，其“邻居作法害己”的臆想虽源于精神疾病，但这种“被害妄想”并未达到“完全丧失辨认能力”的程度（如将邻居视为“恶魔”而无差别攻击），而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偏执，本质上仍是对现实关系的错误解读，而非完全脱离现实的幻觉。

司法实践中，“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可以”二字，意味着并非“应当”。当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远超一般案件时，即使行为人具备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也可不予从轻。何某乖的故意杀人行为，不仅剥夺两条无辜生命，更因使用改装枪支（非法制造枪支罪）加剧了公共安全风险。其行为的残忍性（近距离射击头部）、后果的严重性（灭门式杀戮）、动机的荒诞性（无实际矛盾的迷信臆想），均突破了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犯罪”的宽容边界。二审改判死刑，正是司法对“恶性犯罪必须严惩”的底线重申。

三、射钉枪改装背后的安全漏洞：从“工具滥用”到“监管之责”

除了刑事责任认定，案件中“改装射钉枪”的细节同样值得深入剖析。射钉枪本是建筑装修领域的合法工具，主要用于固定铁钉，但经改装后可发射金属弹丸，杀伤力堪比枪支。根据《枪支管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凡是以火药或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知觉的，均认定为枪支。何某乖改装的射钉枪，显然符合这一标准，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

然而，射钉枪改装的泛滥，暴露出监管链条的多重漏洞。首先是销售环节：部分商家为牟利，违规销售可改装的射钉枪套件（如加长枪管、适配更强大动力装置），甚至在网络平台公开传授改装技巧；其次是使用环节：装修工人、五金店经营者等群体对射钉枪的管理缺乏规范，部分人随意放置或转卖，为非法改装提供了“原料”；最后是执法环节：基层对射钉枪的监管多聚焦于“是否已改装”，而对“可改装性”的源头管控不足，导致“合法工具”轻易转化为“致命武器”。

何某乖案中，两支改装射钉枪的存在，不仅是其个人犯罪的工具，更是社会安全隐患的缩影。据统计，近五年全国因改装射钉枪引发的恶性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30%涉及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这一数据警示我们：对射钉枪等“准枪支”的管理，必须从“事后追责”转向“事前预防”——严格销售资质审查、建立使用登记制度、加强网络平台内容监管（删除改装教程、屏蔽违规销售信息），是阻断“合法工具”非法转化的关键。

四、“无矛盾杀戮”的社会警示：精神卫生与邻里关系的双重拷问

“两家人并无矛盾，还是亲戚”——这是案件中最令人痛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