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高教改革中的几个问题.docVIP

论中国高教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在处理“中国高教改革的目标”问题上，注意“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人才目标、民族目标、社会目标”的谐和统一，创办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是高教改革的载体，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是高教改革的重头戏。但是，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目前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世界一流大学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世界一流大学、一流人才总有些共性，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也总有些共识。对共性的认识如果不能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也就失去了基础。目前，各个学校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缺少共识，已经被许多学者深刻地感受到了：“在我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在各种文章的论述和指标体系中仍不很明确。”倪维斗李政李宇红：“

倪维斗李政李宇红：“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找准基点”《中国高等教育》2003年第8期第17页

目前对高教改革目标认识的干扰主要来自“物文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的存在当成某个非人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要求人为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目标做出牺牲，造成人才培养的人格异化。人格异化的主要表现是崇拜：金钱崇拜、学校崇拜、个人崇拜、领导崇拜、领袖崇拜、国家崇拜、精神崇拜、道德崇拜、理论崇拜应有尽有。所有的崇拜都基于盲目，最后终于清醒，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人才的境界。

世界一流人才专业各异，其共性与基础是人格完整。用一句千年古语说就是：“天上天下，惟我独尊”，这里的“我”既包括“自我”，也包括“他我”——“他就是另一个我”。“天上天下，惟我独尊”的目的就是保证一种人格非异化状态的存在，在肯定自我的基础上推己及人，肯定他我和社会，最终达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理想境界。人格完整、没有任何崇拜与张狂是世界一流人才的共性，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重点。这里面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是高教改革的基础目标。

世界一流大学并不产生于学校本身，她产生于社会历史大潮之中。学校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学校可以拥有高考状元墙，那只是学校教育对象好的说明，经历学校这道过程之后，产生了多少人格完整、没有任何崇拜与张狂、技能高超的社会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证明。好的人才进校，出校门后却成为庸品默默无闻，或者成为次品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一般的人才进校，出校门后却成为精英；现代中国的历史是血染的，也是无可争辩的。建国以来，受个人崇拜与“物文主义”大环境的冲击，中国高教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各种类型的崇拜型次品相对来说比发达国家多，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校更应该从这里面找准位置和差距。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还必须注意“人文主义”基础上的“人才目标、民族目标、社会目标”的谐和统一。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大国，中国文化统治着世界东方，影响着整个世界。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在“人才目标”上，是反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回归千年历史，回复个人理性；在“民族目标”上，是反国外物文主义理论崇拜和政权崇拜，复兴中华文明，回复民族理性；在“社会目标”上，是反封闭和分裂，反国家崇拜，尽快融入世界，接纳、推动全球化进程，构建世界理性。三者都以反对崇拜，恢复理性为主要特征。

在处理“中国高教改革的手段”问题上，注意落实法治理念，变革高教法制

大学讲坛又称“自由讲坛”，世界一流大学的讲坛更是以“自由、人本”为主要特征的一流讲坛。中国高教改革必须建立在自由法治、反崇拜、反人格不完整次品的基础上，落实法治理念，变革高教法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高等学校必须认真落实。

98年制定的《中国高等教育法》也是强调这些先进理念的，但有些大而空、容易引起歧义、侵害自由法治理念的个别地方还是要认真修订。比如：《高等教育法》第四条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很容易让人想起“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阶级斗争时代”。这些说法虽然无所谓正确与错误，但确实已经过时，不能指导教育改革实践。同样是教育指导思想的论述，邓小平先生的“三面向”，江泽民先生的“与时俱进”就要科学得多。

另外，宗教与高教同属教育，宗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强烈的民族色彩、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发达国家常常在宗教自由的旗帜下，推行本民族的宗教，通过推崇本民族的宗教，本民族的文化培育民族自豪感，获得民族信仰与民族凝聚力。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做国情咨文报告都履行宗教仪式，运用宗教祝愿结尾，许多美国总统都要求“允许学校举行自愿的祈祷；最重要的是决不应把上帝逐出美国的教室。”（里根语）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667页时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