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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权益保障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型就业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从外卖骑手穿梭于大街小巷，到网约车司机连接城市脉络；从知识型零工在平台上提供设计、翻译服务，到技能型零工依托APP承接家政、维修订单，零工经济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据相关统计，我国零工劳动者规模已达数亿人，覆盖群体从传统体力劳动者扩展至知识技能型从业者，就业形态从短期临时工作演变为长期职业选择。然而，在零工经济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为劳动者提供灵活就业机会的同时，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劳动合同缺失、社保覆盖不全、职业伤害风险高、收入稳定性差等现象，不仅影响零工劳动者的获得感与安全感，更制约着零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构建与零工经济相适应的权益保障体系，让“灵活”与“保障”并行，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

一、零工经济发展现状与权益保障的现实需求

（一）零工经济的群体特征与就业形态

零工经济的核心主体是零工劳动者，这一群体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年龄结构看，既有20-35岁的青年群体，通过零工积累经验或补充收入；也有40-55岁的中年群体，因传统行业转型或家庭需要选择灵活就业。从职业类型看，可分为三类：一是劳动密集型零工，如外卖配送、网约车驾驶、保洁搬运等，主要依赖体力劳动；二是技能服务型零工，如家电维修、美容美甲、婚庆主持等，需掌握特定技术；三是知识创意型零工，如在线教育、平面设计、文案策划等，依托专业知识或创意能力。从就业动机看，部分劳动者因传统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选择零工，部分为平衡工作与家庭，还有部分将零工作为创业前的过渡或兴趣变现的途径。

与传统雇佣关系不同，零工经济的就业形态具有显著的“去雇主化”特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多通过电子协议建立合作关系，而非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地点由劳动者自主选择，平台通过算法派单、评分考核等方式实现管理；收入结算多采用“单量提成+奖励”模式，与劳动成果直接挂钩。这种“平台+个人”的轻资产运营模式，降低了就业门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也模糊了劳动关系的边界，为权益保障埋下隐患。

（二）零工劳动者的核心权益诉求

零工劳动者并非“不需要保障的自由人”，他们对权益的诉求与传统劳动者本质一致，但因就业形态特殊而呈现差异化需求。首要诉求是收入保障：许多零工依赖“多劳多得”，但平台抽成比例不透明、订单分配算法不公开、恶劣天气或节假日补贴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实际收入波动大。有外卖骑手反映，每月需工作300小时以上才能达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一旦生病或受伤，收入立即中断。其次是社会保障：由于未与平台建立劳动关系，多数零工无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只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需全额承担缴费，且无法享受工伤保险。数据显示，仅少数平台为零工购买商业意外险，且保额普遍较低，难以覆盖重大职业伤害。再次是职业安全：劳动密集型零工面临更高的安全风险——外卖骑手为赶时间闯红灯、网约车司机遭遇乘客纠纷、高空作业人员缺乏安全培训等事件频发，但因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事故后的赔偿往往陷入“平台推责、个人兜底”的困境。此外，职业发展与社会认同也是重要诉求：零工劳动者普遍渴望获得技能培训机会，提升职业竞争力；同时希望被社会尊重，摆脱“打零工=低人一等”的刻板印象。

二、零工经济权益保障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劳动关系界定模糊，基础保障缺失

传统劳动法律以“标准劳动关系”为调整对象，要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人身隶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但在零工经济中，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呈现“半从属性”——劳动者需遵守平台规则（如着装要求、服务标准），但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收入依赖平台派单，但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单。这种复杂关系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争议：有的案例判定平台与骑手存在劳动关系，需承担社保责任；有的则认为双方是“合作关系”，平台仅需按约定支付报酬。劳动关系界定不清，直接导致零工劳动者无法享受《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带薪休假等基本权益，成为权益保障的“真空地带”。

（二）社会保障体系适配性不足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参保”为基础，而零工劳动者多为“个人参保”，制度衔接存在障碍。一方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自行办理登记，缴费基数选择范围大（通常为社平工资的60%-300%），部分收入较低的零工为减轻负担选择最低基数，导致未来养老金水平偏低；另一方面，工伤保险覆盖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传统工伤保险需用人单位缴费，而零工与平台无劳动关系，无法纳入。尽管部分地区试点“单险种”职业伤害保险（如将外卖骑手纳入工伤保险），但覆盖范围有限，且保费分担机制（平台、个人、政府如何分摊）尚未统一，实际推广效果不佳。

（三）平台责任落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