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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罪追诉时效及案例

引言

婚姻关系是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也是法律保护的核心民事关系之一。重婚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更直接侵害配偶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刑法将重婚明确规定为犯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婚罪的追诉往往面临“时间线复杂”的难题——重婚行为可能持续数年甚至更久，配偶发现时可能已间隔较长时间，此时是否还能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涉及“追诉时效”的关键问题。本文将围绕重婚罪的法律界定、追诉时效的法律依据与计算规则，结合典型案例展开分析，以期为理解重婚罪的追诉时效提供清晰路径。

一、重婚罪的法律界定与社会危害

（一）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可见，重婚罪的构成需满足以下要件：

其一，主体为特殊主体。包括两类人：一类是“有配偶者”，即已与他人登记结婚且婚姻关系尚未解除的人；另一类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者”，即虽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合法婚姻关系仍与之结婚的人。若一方受欺骗不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则不构成重婚罪。

其二，客观行为表现为“重婚”。重婚包括两种形式：一是“法律重婚”，即有配偶者与他人再次登记结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之登记结婚；二是“事实重婚”，即有配偶者与他人虽未登记结婚，但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生活，如对外宣称夫妻关系、共同抚养子女、共同购置财产等。实践中，事实重婚更为常见，也更难取证。

其三，主观方面为故意。行为人需明知自己或对方存在合法婚姻关系，仍实施重婚行为。若因误解、被胁迫等非自愿原因导致“重婚”，则不构成犯罪。

（二）重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重婚行为的危害不仅体现在对配偶权的直接侵害，更破坏了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和社会伦理秩序。从个体层面看，重婚可能导致配偶在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方面陷入被动，甚至引发家庭矛盾、暴力冲突；从社会层面看，重婚行为若得不到有效规制，可能助长“婚外情”“包养”等不良风气，削弱公众对婚姻的信任。因此，准确认定重婚罪并合理适用追诉时效，是维护婚姻家庭稳定、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

二、重婚罪追诉时效的法律依据

（一）刑法关于追诉时效的一般规定

我国刑法第87条对追诉时效作出了明确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重婚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二年有期徒刑，因此其追诉时效为五年。但需注意，追诉时效的起算并非简单从犯罪行为发生时开始，而是需结合犯罪形态的特点。

（二）重婚罪作为“继续犯”的特殊性

重婚罪属于“继续犯”（又称持续犯），即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内同时处于持续状态。例如，法律重婚中，自第二次登记结婚起至解除该婚姻关系止，重婚行为持续存在；事实重婚中，自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起至结束共同生活止，行为持续存在。根据刑法第89条第1款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重婚罪的追诉时效并非从第一次登记或共同生活时起算，而是从重婚行为终了（即重婚状态结束）之日起计算。

（三）追诉时效的中断与延长

刑法第89条第2款规定：“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若重婚行为持续期间，行为人又实施其他犯罪（如虐待、遗弃等），则前罪（重婚罪）的追诉时效可能因后罪的发生而中断，需重新计算。此外，若司法机关已立案侦查或被害人已提出控告，行为人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追诉时效不受限制（刑法第88条），这一规定可防止犯罪人通过逃避行为规避法律制裁。

三、重婚罪追诉时效的计算规则与实践难点

（一）法律重婚的追诉时效计算

法律重婚以“登记结婚”为既遂标准。例如，张某与李某已登记结婚，后张某又与王某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此时，张某的重婚行为自第二次登记完成时即已既遂，但重婚状态（即两个婚姻关系并存）持续至其中一个婚姻关系被解除（如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或其中一方死亡时止。因此，法律重婚的追诉时效应从重婚状态结束之日起计算五年。

需注意，若第二次登记的婚姻被法院宣告无效（如因违反结婚实质要件），则重婚行为自始不成立，自然不存在追诉问题；若第二次婚姻被撤销（如因受胁迫），则撤销前的婚姻关系仍属有效，重婚状态持续至撤销之日。

（二）事实重婚的追诉时效计算

事实重婚的关键在于“以夫妻名义持续共同生活”。例如，陈某与妻子赵某未离婚，却与孙某租住在同一小区，对外介绍为“夫妻”，共同抚养两人所生子女长达三年。此时，事实重婚的行为从陈某与孙某开始共同生活时起，至两人结束共同生活（如分居、一方离开）或其中一方死亡时止。追诉时效从共同生活结束之日起计算五年。

实践中，事实重婚的“持续时间”认定常存在争议。一般认为，持续时间需达到“稳定、长期”的标准，短暂的同居或偶尔以夫妻名义相处不构成事实重婚。例如，若两人仅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