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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每月产10公斤跳蚤用于细菌战

一、新罪证公开：731部队月产10公斤毒跳蚤细节首次曝光

2025年12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的一份关键笔供，将这支部队用于细菌战的“毒跳蚤”生产细节彻底公之于众——731部队海拉尔支部部队长加藤恒则的亲笔供述，清晰还原了该部队每月培育10公斤携带鼠疫菌的毒跳蚤的全流程，为731细菌战罪行增添了最新铁证。

这份题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部部队长加藤恒则笔供》的史料，源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外贝加尔边疆区分局的解密档案。2025年2月，普希金科学图书馆将申请解密后的影印版捐赠至哈尔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笔供是加藤恒则1948年2月被苏联逮捕后亲笔书写，包含日文原件与俄文翻译稿两部分，详细记录了731部队养殖毒跳蚤的技术细节：为保证跳蚤繁殖效率，养殖室需恒定保持30℃高温；工作人员将感染鼠疫菌的小白鼠装入石油罐内的金属笼中，再向罐内撒入跳蚤——这些跳蚤吸食带菌老鼠的血液后，便携带上致命的鼠疫杆菌；待跳蚤充分发育成熟，工作人员采用“灯光诱捕法”收集：放置白色浴缸状容器，以强光照射，跳蚤会向暗处逃窜，从而被集中捕获。加藤恒则明确供述：“一个月至少很容易能生产十公斤这样的有毒跳蚤。”

这些毒跳蚤的用途，笔供中亦直言不讳：“用于细菌战传播。”它们被731部队视为“高效杀人武器”——体积微小、易扩散，一旦投放至敌方区域，可通过叮咬人类快速传播鼠疫，且难以被及时察觉。

二、证据链闭环：731细菌战的“国家犯罪”本质再坐实

加藤恒则的笔供并非孤立的“碎片证据”，而是与此前俄罗斯转交的苏联审讯731部队解密档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进一步印证731部队的暴行是日本军方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规模的“国家犯罪”。

根据笔供与档案内容，731部队采用“本部—部门—支队”的层级架构：以哈尔滨平房本部为核心，下设8个核心部门，管辖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大连5个地方支队。其中，海拉尔支队表面承担“防疫、水过滤设备维护”，实则是731部队“对苏联细菌战的前进据点”，核心任务就是养殖白鼠与培育毒跳蚤。笔供中提到，731本部平房营区约有3000人，其中10%为军官与技术人员，其余为军事服役人员，营区内部关押着约200名中国战俘，专门用于测试炭疽杆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等病菌的致病力及剂量效果——所有研究均伴随活体实验。1945年1月，关东军冻伤研究部门在海拉尔附近开展活人实验；同年7月，齐齐哈尔化学部队在平房营区进行活人毒气实验。这些细节与笔供相互印证，清晰勾勒出731部队“从研究到实战”的细菌战链条：本部负责核心技术研发与活体实验，地方支队负责“武器量产”（如毒跳蚤、细菌炮弹），最终由军方高层统一指挥投放。

更关键的是，笔供中明确提及“1945年6月东京方面下达停止细菌战准备工作的指示”，直接证实731部队的细菌战计划完全受日本中央军方控制，是“国家意志”主导的犯罪行为。正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员谭天所言：“这些材料完善了伯力审判前期调查细节，让731的罪行从‘个人暴行’变成‘国家犯罪’，证据链再也无法被否认。”

三、铁证之下：毒跳蚤背后的“看不见的屠杀”与历史伤痛

十公斤毒跳蚤的产量，背后是无数平民的血泪悲剧。据《衢州鼠疫志》记载，1940年10月，731部队曾向浙江衢州空投8公斤鼠疫跳蚤（每克约1700只，总计1360万只），导致当地鼠疫疫情持续至1948年，至少3000名平民因感染鼠疫死亡——患者先是发烧、寒战，接着淋巴结肿大、溃烂，最终因败血症痛苦死去，许多家庭整户灭绝。加藤恒则的笔供虽未直接提及衢州空投，但明确了“毒跳蚤用于细菌战”的核心用途，让这场“看不见的屠杀”有了更具体的“源头证据”。

事实上，731部队的细菌战暴行远不止于衢州。1942年“浙赣作战”期间，731部队曾向水井、河流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甚至将注射细菌的饼干放在居民家中诱骗饥民食用，导致疫情在浙江、江西等地大规模蔓延；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石井四郎下令炸毁731基地核心设施，用毒瓦斯处决剩余404名“圆木”（活体实验受害者）并焚烧尸体，企图销毁罪证，但这些被烧焦的骸骨、未被完全炸毁的实验设备，以及如今公开的笔供，都成为了历史的“活见证”。

对于中国受害者家属而言，这些新罪证的公开，是对亲人伤痛的“迟到告慰”。衢州鼠疫幸存者王奶奶（化名）曾回忆：“我父亲当时才30岁，被跳蚤咬了后，脖子肿得像碗口大，疼得打滚，没三天就死了。”如今，加藤恒则的笔供让“跳蚤咬死人”的悲剧有了更具体的“凶手细节”——那些在30℃房间里繁殖的跳蚤，那些吸食带菌老鼠血的跳蚤，正是夺走她父亲生命的“直接凶手”。

四、铭记历史：从“罪证”到“警钟”的时代意义

2025年12月，当加藤恒则的笔供在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时，现场参观者无不动容。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