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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明称不会在中日选边站

一、表态背景：东北亚外交风波下的韩国立场

2025年12月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12·3紧急戒严一周年”特别讲话中，针对当前中日外交风波明确表态：“韩国在中日矛盾中应‘遇到争斗就劝解，谈判就促成’，与其偏向任一方，不如寻找各方和谐共处的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发挥斡旋调解作用。”这一言论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其背后是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持续震荡与韩国外交的现实考量。

要理解李在明的表态，需先回溯当前中日矛盾的核心症结。本轮外交风波的导火索，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近期党首辩论中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其公开提及“台海局势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实质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直接触碰了14亿中国人民的核心底线。中方随即以强硬姿态回应：原定于11月24日在澳门举行的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被取消，日本提议的2026年1月三国首脑会谈也遭中方明确拒绝。这种“用行动划红线”的外交策略，凸显了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的原则性与严肃性。

在这一背景下，韩国的角色尤为微妙。作为与中日两国均有深厚历史、经济联系的东北亚国家，韩国既依赖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又在半导体、汽车等产业链上与日本深度绑定（日韩半导体材料贸易额占韩国相关产业进口的30%以上）。中日关系的恶化，直接威胁韩国的经济利益；而若选边站队，更可能激化国内政治矛盾——韩国进步派与保守派对日态度本就存在分歧，前者强调历史问题清算，后者倾向务实合作。李在明选择在戒严一周年这一敏感节点发声，既是对国内政治裂痕的回应（去年此时前总统尹锡悦因紧急戒严被弹劾下台，李在明靠“光之革命”上台，当前仍需平衡各派诉求），也是对东北亚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考量。

二、政策逻辑：从尹锡悦时代到李在明的“扬弃”外交

李在明“不选边站”的表态并非偶然，而是其执政以来外交政策调整的延续。若将其与前总统尹锡悦的外交路线对比，更能看出其中的“扬弃”逻辑。

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外交呈现明显的“亲美日”倾向：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让步（如单方面提出“第三方企业代赔”解决强征劳工问题），在安全领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甚至在台海问题上发表“关切”言论。这种政策虽短期内拉近了与美日的关系，却严重激化了国内民意——2024年民调显示，68%的韩国民众反对尹锡悦的对日妥协政策，进步派政党更将其视为“民族屈辱”。

李在明上台后，明确调整了这一路线。其外交政策可概括为“经济务实、底线坚守”：在经济领域，延续与日本的产业链合作（2025年前三季度日韩贸易额同比增长5.2%），避免因政治分歧冲击民生；但在历史认知（如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领土主权（独岛问题）等核心议题上，李在明政府态度强硬——2025年8月，韩国外交部首次将“日本对殖民历史的错误认知”写入年度外交白皮书，措辞较尹锡悦时期更为严厉。这种“分领域施策”的策略，既稳住了日韩合作的基本盘，又安抚了国内民族情绪，为其“不选边站”的表态奠定了政策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在明的表态暗含对“东北亚共同利益”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多次提及“国与国关系应最大程度实现共存、尊重与合作”，并呼吁中日韩三方“发现共同点，发掘合作潜力”。这种表述，实则是韩国对自身“桥梁角色”的定位——作为东北亚唯一同时与中美俄日保持对话的国家，韩国试图通过调解中日矛盾，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然而，这种定位能否被中日接受，仍需观察。

三、现实困境：调解者的能力与立场之问

尽管李在明的表态传递了善意，但国际舆论场中不乏对其可行性的质疑。核心争议在于：韩国是否具备调解中日矛盾的能力与立场？

从能力层面看，韩国的“调解”空间有限。当前中日矛盾的本质，是日本对中国核心利益的挑衅，而非一般性的经贸摩擦或外交误会。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已突破中国“一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中方的反制措施（如取消会议、拒绝谈判）本质是“底线维护”，而非“情绪性对抗”。这种情况下，问题的解决需要日本正视错误、明确道歉并纠正言行，而非“各退一步”的妥协。韩国若试图“劝和”，可能被中方视为“未理解矛盾核心”；若施压日本，则可能触怒保守派主导的日本政坛（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党在国会占绝对多数）。这种“两头不讨好”的风险，使得韩国的调解难以实质推进。

从立场层面看，韩国自身与日本的历史积怨，也削弱了其“中立性”。韩国与日本在强征劳工、慰安妇、独岛主权等问题上的矛盾根深蒂固，2025年7月韩国最高法院仍判决日本企业需向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而日本政府至今未履行。这种背景下，韩国的“调解”易被日方解读为“夹带私货”，难以获得信任。正如中国外交部此前回应所言：“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任何国家都应明确是非，而非充当‘和事佬’。”

此外，韩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也可能干扰其外交承诺。尽管李在明当前支持率稳定（2025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