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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纠纷案例

引言

遗赠扶养协议是我国《民法典》规定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通过协议约定，由扶养人承担被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被扶养人则将个人财产在其死后赠与扶养人。这一制度既满足了部分老年人“以财产换赡养”的现实需求，也为非亲属关系主体参与养老提供了法律路径。然而，由于协议内容的复杂性、履行周期的长期性以及各方利益的动态变化，实践中因协议履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案例、分析争议焦点、探讨解决路径，旨在为理解此类纠纷提供参考，助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平。

一、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纠纷的常见类型

遗赠扶养协议履行纠纷的表现形式多样，既有因扶养义务未完全履行引发的争议，也有因遗产范围约定不清导致的矛盾，更涉及第三人干涉等复杂情形。这些纠纷往往交织着情感、道德与法律的多重因素，需结合具体情境分析。

（一）扶养义务履行瑕疵引发的纠纷

扶养义务是协议的核心内容，但“扶养”的具体标准常因协议约定模糊或履行过程中客观条件变化产生争议。例如，某案例中，被扶养人张某（78岁）与侄子李某签订协议，约定李某负责张某的日常生活照料、医疗费用及丧葬事宜，张某去世后名下房产归李某所有。履行初期，李某尚能每日探望并提供饮食，但随着张某患病需长期护理，李某以工作繁忙为由减少照料频次，仅雇佣护工但未亲自监督，导致张某多次因护理不当受伤。张某去世后，其孙女以李某未“全面履行扶养义务”为由起诉，主张协议无效。此类纠纷的关键在于“扶养义务”的认定标准——是仅需提供物质保障，还是需兼顾精神关怀？是形式上的履行即可，还是需达到被扶养人合理预期的生活质量？

（二）遗产范围约定不明引发的纠纷

遗产范围的明确性直接影响协议的履行效果。部分协议仅笼统约定“所有财产”，但被扶养人可能在协议签订后新增财产（如拆迁补偿款）或处分原有财产（如出售部分房产），导致遗产范围与协议签订时产生差异。例如，王某与保姆陈某签订协议，约定陈某扶养王某至其去世，王某去世后“名下所有房产”归陈某。后王某因医疗需要出售一套房产，剩余一套房产在其去世后由子女主张继承权，认为出售的房产已不属于“遗产”，陈某仅能继承剩余房产。而陈某则主张“所有房产”包括出售前的全部房产，出售所得应作为遗产。此类纠纷反映出协议对“遗产范围”“财产变动处理”等条款约定不明确的风险。

（三）第三人干涉引发的纠纷

被扶养人的近亲属常因利益冲突对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尤其是在遗产价值较高时，子女可能以“被扶养人受胁迫”“协议违反公序良俗”等为由主张协议无效。例如，老人赵某无子女，与邻居周某签订协议，约定周某负责其晚年生活，赵某去世后房屋归周某。赵某去世后，其远房侄子以“周某未实际扶养”“赵某签订协议时神志不清”为由起诉，要求确认协议无效。经法院调查，周某提供了十年间的医疗费单据、日常照料记录及社区工作人员证言，证明其确实履行了扶养义务；赵某签订协议时经医院诊断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诉讼过程中，侄子仍通过媒体渲染“外人侵占财产”，给周某造成精神压力。此类纠纷不仅涉及法律事实认定，更反映出传统家庭观念与新型养老模式的冲突。

二、典型案例分析：从争议到裁判的全过程

为更直观理解纠纷解决逻辑，选取一起涵盖扶养义务履行、遗产范围认定及第三人异议的复合纠纷案例，还原案件全貌与裁判思路。

（一）案情概述

被扶养人林某（女，82岁）早年离异，子女均在外地工作，因独居生活不便，与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吴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约定：吴某负责林某的日常生活照料（包括每日送餐、每周三次清洁、陪同就医）、医疗费用承担及丧葬事宜；林某去世后，其名下位于某小区的房产及存款20万元归吴某所有。协议签订后前三年，吴某履行情况良好，但第四年吴某因家庭变故减少了对林某的照料，仅委托护工每日上门1小时，林某多次向社区反映“孤单、没人说话”。林某去世前半年，因突发疾病住院，吴某垫付了部分医疗费，但未全程陪护，林某子女从外地赶回照顾了一个月。林某去世后，其子女以“吴某未完全履行扶养义务”“协议侵害子女继承权”为由，拒绝配合吴某办理房产过户，并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协议无效。

（二）争议焦点

吴某是否“完全履行”了扶养义务？子女主张吴某后期委托护工、未亲自陪伴，属于“履行瑕疵”；吴某则认为已提供物质保障和基础护理，符合协议要求。

协议是否侵害子女继承权？子女认为林某的房产和存款属于遗产，子女依法享有继承权，协议排除了其权利；吴某主张协议是林某对个人财产的合法处分，优先于法定继承。

协议效力如何认定？子女提出林某签订协议时“受吴某诱导”，但未提供证据；吴某提交了协议签订时的录像（林某明确表示“自愿”）及社区见证人的证言。

（三）法院裁判及理由

法院经审理认为：

第一，关于扶养义务履行。根据《民法典》第1158条，遗赠扶养协议的扶养人需履行“生养死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