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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退市率与市场净化

引言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科创板自设立以来便承载着服务科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与注册制改革相配套的退市制度，是科创板构建“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市场生态的核心机制。退市制度的实施效果，既体现在退市率这一量化指标上，更反映在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投资者理性程度增强等“市场净化”的质效层面。本文通过分析科创板退市制度的设计逻辑、退市率现状及影响因素，结合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等多维视角，系统评估其实施效果，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供参考。

一、科创板退市制度的设计逻辑与核心特征

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净化器”，其设计需与市场定位、发行制度相匹配。科创板以服务“硬科技”企业为目标，采用注册制发行，这要求退市制度突破传统板块的路径依赖，形成更具市场化、多元化、严格化的制度体系。

（一）注册制改革下的退市理念转变

传统A股市场退市制度长期存在“退市难、退市少”的问题，核心原因在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与行政干预的惯性。科创板作为注册制改革的首发阵地，其退市理念从“保护壳资源”转向“维护市场功能”，强调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上市公司的动态优化。这种转变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淡化“盈利崇拜”，更关注持续经营能力。传统退市标准过度依赖净利润指标，容易诱发财务造假或“保壳”操作；科创板则引入“研发投入”“经营活动现金流”等更贴合科技企业特点的指标，避免因短期盈利波动误判企业价值。二是强化“信息披露”的退市关联，将重大信息披露违法直接纳入强制退市情形，推动市场从“监管选优”向“市场选优”过渡。三是压缩“退市缓冲期”，取消暂停上市环节，明确“触及即退”，减少企业通过短期运作规避退市的空间。

（二）差异化退市指标体系的构建

科创板退市制度构建了“财务类、交易类、规范类、重大违法类”四类强制退市指标，形成覆盖企业经营质量、市场认可程度、合规性及社会危害性的立体评价体系。其中，财务类指标突破单一盈利要求，设置“扣非净利润+营业收入”“净资产”“研发投入”等组合指标，既避免“连续亏损”标准对科技企业的误伤，又防止“空壳化”企业滞留市场；交易类指标将“股票收盘价低于面值”“市值低于规定标准”等市场化信号作为退市触发条件，直接反映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判断；规范类指标聚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包括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报或半年报、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完整等情形；重大违法类指标则涵盖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等，体现对市场“底线”的坚守。这种差异化设计，既符合科技企业成长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的特点，又通过多元标准强化了退市制度的针对性与威慑力。

二、退市率的现状分析与影响因素

退市率是衡量退市制度实施效果的直观指标，其高低既反映制度执行的严格程度，也与市场发展阶段、企业适应性等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科创板退市制度的落地，退市率呈现“从无到有、逐步提升”的特征，但与成熟市场仍存在差距。

（一）科创板退市率的阶段性特征

自科创板设立至近期，市场共发生多起退市案例，涉及财务类、交易类等不同类型。从数据看，科创板退市率（当年退市公司数量/年末上市公司总数）从初期的0逐步提升至当前的较低水平，但仍低于同期境外成熟市场（如纳斯达克市场年退市率长期维持在8%-10%）。这一阶段性特征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科创板上市公司整体处于成长期，多数企业仍处于技术投入与市场拓展阶段，尚未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另一方面，退市制度的威慑效应已初步显现，部分存在退市风险的企业通过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改善财务状况避免了退市，客观上降低了实际退市数量。

（二）影响退市率的关键因素

制度执行的严格性与一致性。科创板退市制度明确了“应退尽退”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指标的认定存在一定弹性。例如，财务类指标中的“营业收入”需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这对监管部门的核查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交易类指标中的“连续20个交易日市值低于规定标准”需结合市场波动情况综合判断，避免因短期非理性交易误判企业价值。制度执行的严格程度直接影响退市率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市场主体的适应性调整。上市公司对退市风险的反应是影响退市率的重要变量。部分企业在触及退市指标前，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剥离非核心资产、优化研发投入结构等方式改善基本面，主动规避退市；也有企业因技术迭代失败、市场竞争加剧等客观因素难以逆转颓势，最终被强制退市。这种“主动调整”与“被动出清”的并存，反映了退市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引导作用。

投资者预期与市场流动性。交易类退市指标的触发与投资者预期高度相关。若市场对某家企业的技术前景、盈利模式持悲观态度，股价持续下跌可能导致市值退市；反之，若投资者认可企业长期价值，即使短期业绩承压，股价也可能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