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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

引言

在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中，动植物检疫是一道关键防线。它不仅关系到农林牧渔产业的健康发展，更直接影响生态平衡、食品安全乃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然而，当检疫环节出现“权力寻租”，执法者因私情、私利故意伪造检疫结果时，这道防线便形同虚设。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作为《刑法》中针对检疫领域渎职行为的专门罪名，其存在既是对执法者的警示，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律武器。本文将从概念解析、构成要件、司法认定难点、社会危害及防治对策等维度，系统梳理这一罪名的核心要义，以期为理解与防范此类犯罪提供参考。

一、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概念解析

（一）法律定义与立法背景

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是指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这一罪名的法律依据源自《刑法》第413条第1款：“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立法背景上，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外来物种入侵、动植物疫病传播风险显著增加。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步建立动植物检疫制度，通过《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明确检疫流程与责任。但实践中，部分检疫人员受利益驱使，或因人情干扰，故意出具虚假检疫证明，导致染疫动植物流入市场，引发疫情扩散、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为强化检疫人员的责任意识，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此罪名，将严重渎职行为纳入刑事规制范畴。

（二）核心要件的通俗解读

理解这一罪名，需抓住“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伪造检疫结果”三个关键词。

“动植物检疫”指依据法定程序，对进出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装载容器、包装物，以及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等进行的疫病、害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的检查。其范围既包括入境检疫（防止外来有害生物传入），也包括出境检疫（保障本国产品符合输入国要求），还包括国内调运动植物的检疫（防止区域间疫情扩散）。

“徇私舞弊”中的“徇私”，指为了私情、私利，如收受财物、接受请托、碍于情面等；“舞弊”则指用欺骗、隐瞒等手段违背职责。二者结合，强调行为的主观故意性与手段的不正当性。

“伪造检疫结果”是核心行为表现，具体包括：明知检疫对象存在疫病、有害生物或不符合检疫标准，却出具“合格”的虚假证明；或明知检疫对象合格，却故意出具“不合格”的虚假证明；还包括篡改检测数据、虚构检疫流程（如未实际检测却编造检测记录）等。

二、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的构成要件分析

（一）客体要件：复杂客体的多重侵害

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动植物检疫管理制度，也涉及公共利益与生态安全。

国家动植物检疫管理制度是通过《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等法律法规确立的，包含检疫程序、标准、责任等内容的制度体系。伪造检疫结果直接破坏这一制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导致检疫监管失效。

公共利益层面，染疫动植物流入市场可能引发人畜共患病（如禽流感、口蹄疫），威胁群众健康；或导致农作物减产、畜禽大规模死亡，造成经济损失。生态安全方面，外来入侵物种（如松材线虫、红火蚁）若通过虚假检疫进入境内，可能破坏本地生态系统平衡，甚至引发不可逆的生态灾难。

（二）客观要件：具体行为的表现形式

客观方面表现为检疫人员实施了徇私舞弊并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其行为方式可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两类：

作为方式包括：擅自更改检测报告数据，如将“检出有害生物”改为“未检出”；虚构检疫过程，如未对货物开箱检查却填写“已现场查验”；与货主串通，用合格样品替换实际不合格样品进行检测等。

不作为方式主要指，检疫人员明知应实施某项检疫程序（如隔离观察、实验室检测），却因徇私故意不实施，直接出具虚假结果。例如，某批进口水果按规定需抽样送实验室检测，但检疫人员因收受货主好处，未抽样检测便签发“合格”证明。

需注意的是，本罪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伪造检疫结果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后果，均构成犯罪既遂；造成严重后果（如引发重大疫情、经济损失巨大）则作为加重情节，适用更重的刑罚。

（三）主体要件：特殊主体的身份限定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动植物检疫机关的检疫人员”。这里的“动植物检疫机关”包括：国家设立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机关（如各地海关所属的动植物检疫机构）、国内动植物检疫机关（如农业农村部门、林业和草原部门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植物检疫机构）。

“检疫人员”指在上述机关中具体从事检疫工作的人员，包括直接实施检疫的技术人员（如实验室检测员、现场查验员），以及对检疫结果具有审核、签发权限的管理人员（如检疫科长、分管负责人）。需强调的是，非检疫人员（如检疫机关的后勤人员、临时聘用的辅助人员）若未被授权从事检疫工作，则不构成本罪主体；若其与检疫人员串通伪造结果，可能构成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