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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念演变

引言

在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三国演义》以其宏大的历史叙事和鲜明的人物群像，成为“忠义”观念最生动的载体。这部融合了史实、民间传说与文人创作的经典，不仅构建了一个金戈铁马的三国世界，更通过刘关张、诸葛亮、关羽等核心人物的命运轨迹，展现了“忠义”从私人伦理到家国精神的演变脉络。从桃园结义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朴素义气，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极致忠诚；从关羽“降汉不降曹”的矛盾抉择，到姜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坚守，“忠义”在《三国演义》中并非一成不变的道德标签，而是随着人物境遇、时代背景与作者意图不断生长、深化的文化符号。这种演变既折射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内在张力，也凝聚着不同历史阶段对理想人格的共同追求。

一、“忠义”观念的历史渊源与文本基础

（一）民间叙事中的“忠义”萌芽

《三国演义》的成书并非一蹴而就，其故事原型可追溯至唐代的“说三分”话本、宋代的勾栏瓦舍说书以及元代的杂剧创作。这些早期民间叙事中，“忠义”已作为核心母题被反复渲染。例如，宋代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市井小儿听闻刘备败北便“蹙眉涕泣”，闻曹操获胜则“喜唱快”，这种朴素的情感倾向，已暗含对“忠义”一方的天然认同。元代《三国志平话》中，刘关张的“桃园结义”首次被完整书写，“义”被明确为三人关系的纽带；而关羽“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情节的雏形，也初步勾勒出“义”与“忠”交织的人物形象。民间叙事的受众多为普通百姓，因此“忠义”在这一阶段更贴近生活伦理：“义”是兄弟间的生死相托，“忠”是对“好人”（如刘备）的无条件支持，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与世俗温度。

（二）史传传统对“忠义”的规范

相较于民间叙事的通俗化，正史《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忠义”的理性框架。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忠”定义为对使命的坚守；关羽“誓以共死”的记载，则为“义”赋予了重然诺、轻生死的内涵。但史传的“忠义”更强调对君臣纲常的遵循——如诸葛亮之忠是“事君以礼”，关羽之死是“以义殉主”，均未脱离儒家“君为臣纲”的伦理体系。这种官方史观的影响，使得《三国演义》在吸收民间叙事的同时，必须对“忠义”进行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调整。例如，民间传说中刘备与关羽的关系更接近“兄弟”，而在《三国演义》中，随着刘备身份从“织席贩履之徒”转变为“汉室宗亲”，两人关系逐渐向“君臣”倾斜，“义”也随之被纳入“忠君”的大框架下。

（三）《三国演义》的集成与创新

罗贯中在创作时，既吸收了民间叙事的鲜活生命力，又融合了史传传统的伦理深度，最终完成了“忠义”观念的艺术升华。他打破了单一维度的道德评判，赋予“忠义”复杂性与层次感：刘备的“义”不仅是对兄弟的承诺，更是对“兴复汉室”理想的践行；关羽的“忠”不仅指向刘备，更与“正统”（汉室）紧密绑定；诸葛亮的“忠”则超越了个体君臣关系，升华为对“知遇之恩”与“天下大义”的双重守护。这种集成与创新，使得《三国演义》中的“忠义”既保留了民间叙事的通俗性，又具备了史传传统的严肃性，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忠义”话语体系。

二、《三国演义》中“忠义”的多元呈现

（一）桃园结义：“义”的初始形态与兄弟伦理

在《三国演义》开篇，“桃园结义”以极具仪式感的场景，为全书的“忠义”奠定了基调。刘、关、张三人因“黄巾起义”的时代动荡相遇，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志向，关羽“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的侠义，张飞“颇有庄田，卖酒屠猪”的豪爽，共同构成了“义”的初始内涵：它是困境中的相互扶持，是价值观的高度契合，更是超越血缘的“异姓兄弟”伦理。结义誓词中“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一句，尤为关键——它将私人层面的“兄弟之义”与公共层面的“家国责任”首次勾连，暗示了“义”不会停留在小团体的情感联结，而必然向更广阔的伦理空间延伸。

这种初始形态的“义”，在后续情节中不断被强化。例如，关羽因保护刘备家眷暂居曹营，面对曹操的“封侯赐爵”“赠金送袍”，始终“身在曹营心在汉”，最终“挂印封金”“千里寻兄”，正是对“兄弟之义”的极致践行；张飞在长坂坡为掩护刘备撤退，“据水断桥”“瞋目横矛”，喊出“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的豪言，同样是“义”驱动下的无畏之举。此时的“义”虽未完全脱离“兄弟”的小范围，但已展现出超越个人利益的道德力量。

（二）关羽形象：“忠义”融合的典范

如果说“桃园结义”是“义”的起点，那么关羽的形象塑造则是“忠”与“义”融合的关键节点。关羽的“忠义”之所以被后世推崇，在于他完美平衡了两种伦理：对刘备的“义”与对汉室的“忠”。例如，当曹操以“汉相”身份招降时，关羽提出“降汉不降曹”的条件——表面看是妥协，实则是将“忠”的对象从具体的“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