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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在家中猝死被保险公司拒赔

一、事件概述：骑手猝死后的理赔困境

2024年7月9日，上海外卖骑手成某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2岁。当天下午4时许，他完成最后一单配送任务后，因反复感到胸闷、乏力，向站长报备身体不适，随后骑车返回位于静安区的出租屋休息。当晚8时，室友发现其倒在客厅沙发上，意识丧失、呼吸停止，送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被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成某某的突然离世，让原本靠他赡养的母亲周某某陷入绝境——这位61岁的农村妇女无固定收入，儿子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料理完后事，周某某想起儿子生前所在平台曾为骑手投保“新职伤”骑手综合险，遂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然而，保险公司的答复却给了她当头一棒：“死亡地点在家中，不符合保单‘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约定，不予赔付。”

二、争议核心：“工作岗位”如何适配新就业形态？

这起纠纷的焦点，在于对保险条款中“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理解。根据成某某投保的“新职伤”骑手综合险条款，“被保险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身体急性症状发生后即刻或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保险人给付猝死保险金”。保险公司认为，“工作岗位”应严格限定为“正在配送的现场”或“平台指定的取餐点、配送区域”，而成某某死亡地点是家中，显然不属于“工作岗位”；但周某某及其代理律师则认为，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特殊，“工作岗位”不应是固定地点——骑手的工作是“接单-配送-待命”的循环，连续配送后的休息是为了恢复体力继续接单，属于工作的“延伸环节”。

事实上，这类争议并非个例。2025年9月，某法院审理的另一起外卖骑手猝死案中，也遇到类似问题：骑手深夜在出租屋猝死，保险公司以“不在工作岗位”拒赔，但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外卖骑手的工作具有碎片化、场所流动化特征，‘工作时间’不应仅指配送时段，‘工作岗位’也不应仅指配送现场；骑手待命接单、短暂休整等行为，均是完成配送服务的必要环节，与工作存在直接关联。”

三、检察介入：用“弹性认定”守护劳动者权益

周某某的困境，引起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关注。2025年10月，周某某向检察院求助，称“自己不懂法律，不知道怎么跟保险公司打官司”。检察官经初步审查认为，周某某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作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她缺乏举证能力和诉讼经验，而诉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随后，检察院启动三项工作：一是法律援助，为周某某联系公益律师，帮助她梳理诉讼思路、明确权利义务，并引导其收集成某某的跑单记录、医疗证明等证据；二是调查核实，检察官前往平台公司调取成某某的投保信息、2024年7月9日的跑单轨迹（当天他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连续配送8单，最后一单结束地点距家仅1.2公里），以及平台关于“骑手休息制度”的规定（平台允许骑手在连续配送2小时后休息30分钟）；三是支持起诉，检察院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诉意见书》，指出：“结合《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新就业形态下‘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应作弹性解释；成某某连续配送后返家休息，是为了恢复体力继续工作，其休息状态与工作存在因果关系，不应以死亡地点否定‘工作岗位’的延伸性。”

四、案结事了：调解实现“权益与合同”的平衡

为减少诉累、实现“案结事了”，静安区检察院与法院协同开展矛盾化解工作。2025年12月15日，双方当事人在法院进行调解。检察官向保险公司释法：“如果机械适用‘工作岗位’条款，不仅违背保险‘保障风险’的本意，也不符合新就业形态的实际；若进入诉讼，法院极有可能支持周某某的诉求。”同时，检察官也向周某某说明：“保险合同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适当让步有助于快速解决纠纷。”

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保险公司一次性支付周某某猝死保险金20万元及利息2万元，于协议签订后3日内履行完毕。周某某拿到赔偿款时，泣不成声：“谢谢检察官，我以后的生活有着落了。”

五、案例启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破局”

这起案件的解决，不仅让周某某的生活有了着落，更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险保障具有“样本意义”：

其一，条款适用需“贴合职业特征”。保险条款中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概念，不应停留在传统行业的“固定时段、固定场所”认知，而应结合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特点，作“弹性认定”——比如，骑手的“工作时间”应包括“待命接单时段”，“工作岗位”应包括“为工作而进行的休息场所”。

其二，检察支持是“弱势劳动者的后盾”。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举证难、诉讼难”的问题，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调查核实”等方式，帮助劳动者弥补“诉讼能力差距”。比如，在本案中，检察院调取的跑单轨迹，成为认定“休息与工作关联”的关键证据。

其三，源头治理是“长效保障”。案件办理后，静安区检察院并未止步——2025年12月下旬，检察官实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