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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中的土地私有制度演变

引言

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将这一时期定义为中国从“中古贵族社会”向“近世平民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深刻变革。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土地制度的演变尤为关键——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生产资料，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与流转方式直接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国家财政模式乃至经济运行逻辑。本文将以“土地私有制度”的演变为线索，梳理唐代均田制崩溃至宋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全过程，探讨其如何成为唐宋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一、唐代前期土地制度的二元特征与均田制的内在矛盾

（一）均田制的设计初衷与“公私并存”的制度框架

唐代前期推行的均田制，本质上是一种“有限度的土地国有制”。其设计初衷是通过国家对土地的统一调配，解决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战乱导致的土地荒芜与人口流散问题，同时限制贵族豪强对土地的过度兼并，确保小农经济的稳定。根据均田令的规定，国家将境内土地分为“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类：前者由受田者终身所有，可传于子孙；后者则在受田者死后或年满一定年龄后归还国家。理论上，所有符合条件的编户齐民（如丁男、寡妻妾、僧尼等特殊群体）均可按人口或身份获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中丁男一般授田百亩（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

值得注意的是，均田制并未完全否定土地私有制，而是形成了“国有土地主导下的私有土地补充”的二元结构。一方面，国家通过“还授”机制控制着大部分耕地（主要是口分田），确保对土地资源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永业田的存在承认了部分土地的私人所有权，且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买卖（如迁移、丧葬时可卖永业田，狭乡迁宽乡时可卖口分田）。这种制度设计既体现了“抑兼并”的理想，又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与北魏至隋代的均田制传统一脉相承。

（二）均田制的内在矛盾与瓦解征兆

然而，均田制从诞生之日起便埋下了瓦解的种子。首先，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唐代前期社会稳定，人口持续增长，但可授田的“荒田”数量却因开垦殆尽而不断减少。据史书记载，部分“狭乡”（人多地少地区）的实际授田量仅为法定数额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均田令逐渐沦为“纸上的制度”。

其次，贵族与官僚的特权侵蚀了均田制的公平性。唐代官僚可按品级获得“职分田”“勋田”等额外土地，这些土地不仅数量远超普通百姓，且多为肥沃良田。例如，一品官员的永业田可达六十顷（一顷百亩），是普通丁男的三十倍。更关键的是，这些土地名义上虽属“国家授予”，但实际占有权长期固定在官僚家族手中，逐渐演变为事实上的私有财产，加剧了土地占有的不均衡。

此外，土地买卖限制的松动加速了私有化进程。尽管均田令对土地买卖有严格限制，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土地交易日益频繁。唐高宗时期已出现“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的现象，到玄宗开元年间，“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的情况更趋普遍。国家为增加财政收入，也逐渐默认了土地买卖的合法性，如允许农民将口分田抵押借贷，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的“经济所有权”。

二、中晚唐土地私有化的加速：从两税法到“田制不立”

（一）安史之乱后的土地秩序崩溃与两税法的推动

安史之乱（755-763年）是唐代土地制度的转折点。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或逃亡，户籍系统崩溃，均田制的“还授”基础彻底瓦解。许多农民被迫将土地卖给豪强或寺院，形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与此同时，国家控制的“公田”数量锐减，财政收入因均田制下“租庸调”（按丁征税）的失效而陷入危机。

为解决财政困境，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其核心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再按人口授田征税，而是按土地、资产等实际财产征税。这一改革看似是税收制度的调整，实则从法律层面承认了土地私有权的合法性——既然征税依据是“现有的土地资产”，则意味着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的实际归属，转而默认土地私有制的现实。两税法实施后，“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卖易”成为普遍现象，土地私有化进程由此进入“合法化”的快车道。

（二）五代至宋初：“田制不立”与土地私有权的全面确立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国家对土地的控制进一步松弛。各割据政权为快速积累财富，普遍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鼓励土地自由买卖以增加田赋收入。例如，后周世宗柴荣曾下诏“许人请射承佃”无主荒地，明确承认开垦者对土地的所有权。这种政策导向为宋代土地制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正式确立“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方针。所谓“田制不立”，即国家不再制定统一的土地分配制度，放弃对土地所有权的直接干预；“不抑兼并”则是允许土地在市场中自由流转，不再以行政手段限制土地集中。这一政策并非统治者的“放任”，而是对中晚唐以来土地私有化趋势的正式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