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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案例

引言

野生植物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维系着生物多样性平衡，更在水土保持、气候调节、医药研发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自颁布《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通过法律手段明确了野生植物保护的责任主体、禁止行为及法律后果，为打击非法采挖、破坏栖息地等行为提供了有力依据。近年来，随着公众生态保护意识提升和执法力度加强，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既展现了《条例》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也暴露出保护工作中的现实挑战。本文将通过多维度案例分析，探讨《条例》在野生植物保护中的具体实践与启示。

一、非法采挖与交易：从个案到类案的法律震慑

（一）山区珍贵兰科植物盗采案：小植株背后的法律大网

某南方山区分布着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兰科植物，因其观赏性和市场价值较高，长期成为盗采者的目标。某年春季，当地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携带工具进入深山。执法人员通过蹲守和追踪，当场查获张某等3人，其背包内装有刚采挖的12株带根蕙兰，其中5株已出现脱水枯萎。经鉴定，这些蕙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根据《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禁止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文化交流等特殊需要，采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国务院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张某等人未取得采集证，其行为已违反《条例》第十八条“禁止出售、收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及第二十三条“未取得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的规定采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下的罚款；有采集证的，并可以吊销采集证”的规定。

最终，林业部门没收了全部蕙兰，并对张某等人处以违法所得8倍罚款（因其尚未出售，按市场评估价计算违法所得）。同时，公安机关以“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对其立案侦查，最终法院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此案的特殊意义在于，执法部门首次将“未出售但已采挖”的行为纳入刑事追责范围，改变了以往“以是否交易论罚”的惯性思维，明确了“采挖即违法”的法律边界，对类似山区盗采行为形成强震慑。

（二）网络平台兜售野生植物案：线上线下联动的执法突破

随着电商平台兴起，野生植物非法交易逐渐从线下转向线上。某短视频平台曾出现多条“野生多肉植物采挖”视频，画面中一名男子在荒漠地带挖掘“石生花”“玉露”等多肉，配文“纯天然品种，稀有好养”。视频评论区有人询问购买方式，男子私信引导至某二手交易平台店铺。

当地林草局联合网警、市场监管部门展开调查。经鉴定，涉案多肉植物中有3个品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二级保护植物。店铺记录显示，半年内已售出47株，销售额超2万元。根据《条例》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没收野生植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下的罚款”，以及《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的规定，相关部门对平台店铺予以封禁，没收违法所得，并对经营者处以20万元罚款。同时，因涉案金额较大、社会影响恶劣，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经营者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

此案的关键突破在于“线上线索→线下取证→平台溯源”的全链条打击模式。执法部门通过技术手段锁定视频发布者位置，结合物流信息追踪交易路径，既规范了平台管理责任，也警示了网络用户“野生植物交易无隐秘空间”。此后，多地建立了“网络巡查+群众举报+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线上野生植物非法交易数量下降60%以上。

二、栖息地破坏：从单一追责到生态修复的理念升级

（一）工程建设引发的原生境损毁案：法律与生态的双重考量

某偏远地区规划修建旅游公路，施工方在未进行生态评估的情况下，直接清理了公路沿线的山体植被。当地护林员巡查时发现，施工区域内有一片集中分布的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部分植株因土壤扰动已死亡，存活植株的生长环境也被破坏。

《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建设单位提交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对此作出评价；环境保护部门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时，应当征求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经调查，施工方未按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也未向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备，违反了《条例》第十二条“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