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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理与实践双重视角剖析嫖宿幼女罪的存废轨迹与启示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缘起

嫖宿幼女罪作为一个曾经在我国刑法中存在的罪名，其设立与废除都备受关注，在社会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引发了广泛且激烈的争议。1997年刑法修订时，嫖宿幼女罪从强奸罪中被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罪名，旨在对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犯罪行为进行规制。原《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一立法举措的初衷，是考虑到嫖娼性质不同于强奸，在立法上加以区分，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在上世纪90年代，司法机关开展严打卖淫嫖娼行动时，发现有幼女卷入其中，一些卖淫组织者刻意向嫖客隐瞒幼女年龄，不少嫖客便以不知情为由，试图逃避强奸罪的处罚，甚至一些发育比较成熟的幼女也自行谎报年龄并声称“自愿”，导致司法机关处理时难以把握，基于此，嫖宿幼女罪应运而生。

然而，自嫖宿幼女罪设立以来，争议之声从未间断。从社会舆论角度来看，民众普遍认为该罪名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甚至将其指责为放纵对幼女犯罪的恶法。随着多起嫖宿幼女案件的曝光，尤其是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此类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和讨论，公众对该罪名的质疑达到高潮。在这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最终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这一结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公众认为应当定性为强奸罪而不应该是嫖宿幼女罪，因为在他们认知里，嫖宿幼女罪的刑罚相对较轻，无法对犯罪行为形成足够威慑，难以实现对幼女权益的充分保护。例如，2009年云南富源县法官杨德会嫖宿幼女案，一审被判处无罪，二审虽以嫖宿幼女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这样的判决结果让公众难以接受，认为量刑过轻，使得该罪名成为有权、有钱者伤害幼女的“避风港”。

在司法实践层面，嫖宿幼女罪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方面，该罪名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时难以准确界定，导致同罪不同罚的情况时有发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嫖宿幼女罪假定“幼女卖淫”，这与“幼女无行为主体能力”的基本法理认知相背离。在生理和心理层面，幼女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缺乏对性行为的正确认知和判断能力，即便存在所谓的“自愿”表象，背后也极有可能隐含着威逼利诱等因素。从司法导向来看，“嫖宿幼女罪”还存在污名化问题，在道德上对幼女进行了“良家幼女”和“卖淫幼女”的区分，这对幼女缺乏尊重，是不平等且不公正的，不利于对受害幼女权益的保护。

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关于嫖宿幼女罪存废的讨论日益激烈。2012年3月，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认为设置“嫖宿幼女罪”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呼吁废除该罪名。此后，在2012-2015年间，社会各界要求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愈发高涨。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嫖宿幼女罪被删除，嫖宿幼女行为重新回归到强奸罪，以奸淫幼女从重处罚。这一举措是对社会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的有力回应，加大了对性侵女童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是保障女童人身权利的重大进步。尽管嫖宿幼女罪已被废除，但围绕它所产生的一系列争议和思考，仍然值得深入研究，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对嫖宿幼女罪存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研究目的方面，旨在全面剖析嫖宿幼女罪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利弊，探究其被废除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废除后对司法实践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产生的影响。通过对该罪名从设立到废除整个过程的研究，揭示我国刑事立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的不断探索与完善，为未来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订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参考。

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未成年人是社会的未来和希望，对其权益的保护至关重要。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核心在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幼女的性权利和身心健康。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嫖宿幼女行为纳入强奸罪范畴并从重处罚，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的加强。深入研究这一过程，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填补法律漏洞，使法律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更加科学、合理、全面。

维护司法公正：嫖宿幼女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与强奸罪界限模糊，导致同罪不同罚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其存废问题，能够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深入分析如何准确认定此类犯罪行为，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能够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避免司法不公，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

保障幼女的合法权益：幼女身心发育尚不成熟，缺乏对性行为的正确认知和判断能力，嫖宿幼女的行为对其身心健康会造成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