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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区分

引言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两类常见且容易混淆的财产犯罪。二者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欺骗手段获取他人财物，但由于立法背景、保护客体及行为方式的差异，法律对其规制存在显著区别。准确区分这两个罪名，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更直接影响量刑的精准性与司法裁判的公正性。本文将从立法沿革、犯罪构成要件、司法认定难点等维度展开分析，系统梳理二者的核心差异，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立法背景与规范定位的基础区分

（一）诈骗罪的立法脉络与保护重心

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中传统的财产犯罪类型，其立法可追溯至早期刑法体系对财产权的基础保护。立法者设立该罪名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刑事手段遏制以欺骗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维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所有权。从规范内容看，诈骗罪的保护客体具有单一性特征——主要指向财产法益，其行为模式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的因果链条，这一模式具有普遍适用性，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欺骗取财场景。

（二）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动因与特殊价值

合同诈骗罪的设立则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商品经济活动中合同应用的普遍化，利用合同形式实施诈骗的行为日益增多，此类行为不仅侵害财产权，更破坏了市场交易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正常秩序。基于此，立法者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合同诈骗罪，将其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下。这一调整体现了立法对市场秩序的特殊保护：合同作为市场交易的基本载体，其效力与安全直接影响经济运行效率；通过单独设立罪名，既强化了对财产权的保护，更突出了对市场交易规则的维护。

（三）二者的规范关系：一般与特殊的法条竞合

从刑法体系看，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一般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完全包含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之中——二者均要求非法占有目的、欺骗行为及财产损失，但合同诈骗罪额外限定了“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这一特定场景。根据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当行为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优先适用特殊法条（合同诈骗罪），这既符合立法者对特殊法益强化保护的意图，也避免了重复评价。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质差异

（一）客体要件：单一法益与复杂法益的分野

诈骗罪的客体是单一的财产所有权。无论行为人采取何种欺骗手段（如虚构身份借款、伪造证件骗取财物等），其行为的核心危害在于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侵害的是民法意义上的财产支配权。例如，张某虚构“投资项目”骗取亲友钱财，其行为仅侵害了亲友的财产权，未涉及其他社会关系。

合同诈骗罪的客体则是复杂客体，包括财产所有权与市场秩序。市场秩序是指通过法律确立的市场交易规则所形成的有序状态，如合同的缔结需真实意思表示、履行需遵守诚信原则等。当行为人利用合同实施诈骗时，其行为不仅造成对方财产损失，更破坏了对方对合同制度的信任，进而影响不特定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感。例如，某公司以“代购商品”为名与多家商户签订合同，收取预付款后逃匿，此类行为不仅使商户遭受财产损失，更损害了“合同应当履行”的市场基本规则。

（二）客观要件：行为场景与手段的特定化限制

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对行为发生的场景无特殊要求。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往来（如婚恋诈骗）、经济活动中的非合同交易（如虚假广告推销），还是网络空间中的虚拟互动（如电信诈骗），只要符合“欺骗→错误认识→处分→损失”的因果链条，即可构成诈骗罪。例如，李某通过社交软件虚构“患病急需用钱”的事实，骗取网友转账，其行为不涉及合同，应认定为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则必须“发生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且欺骗手段与合同内容直接相关。这里的“合同”需满足三个特征：其一，具有财产属性，即合同内容涉及财产流转（如买卖合同、借款合同），不包括单纯的身份关系协议（如婚姻、收养合同）；其二，形式上包括书面、口头及其他形式（如电子合同），但需体现双方合意；其三，行为人与被害人因合同建立法律关系，欺骗手段围绕合同的主体、标的、履行方式等要素展开。例如，王某伪造“工程承包资质”与某企业签订施工合同，收取保证金后未实际施工，其欺骗行为直接关联合同的主体真实性，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三）主体要件：自然人与单位的差异

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根据刑法规定，普通诈骗罪的责任主体仅限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人，单位实施诈骗行为的，需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单位本身不构成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这一差异源于两类犯罪的行为主体特征：合同诈骗多发生于经济活动中，单位作为市场主体参与交易的情形普遍存在，立法者通过允许单位成为犯罪主体，更全面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