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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保护报告

作为一名从事基层环境治理工作近十年的从业者，我常年奔走于县域内32个行政村之间。从最初骑着摩托车走泥路、??看“垃圾围村”的触目惊心，到如今见证部分村庄实现“庭院栽花、河道见鱼”的生态蜕变，农村环境治理的每一步进展都让我既感责任重大，又充满希望。现将近年来走访调研、参与治理的实际观察与思考整理如下，供相关工作参考。

一、当前农村环境现状的多维观察

（一）生活垃圾治理：从“随意堆放”到“分类起步”的转折期

去年深秋，我跟着张庄村的保洁员老王巡村时，还能在村口老槐树下看到半人高的垃圾山——破棉被、农药瓶、过期化肥袋混杂在一起，风一吹，塑料袋就飘到旁边的油菜地里。但同样是这个村，今年开春却让我眼前一亮：每家每户门口都摆了红蓝两个垃圾桶，村部墙上贴着“可腐烂垃圾沤肥、不可腐烂垃圾换积分”的宣传画。

这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体系逐步覆盖，全县70%的行政村已配备固定垃圾收集点，但仍有20%的偏远村存在“收运路线覆盖难”问题。比如地处山区的李沟村，11个自然湾分散在3公里长的山谷里，垃圾车每周只能来两次，村民图方便就把垃圾倒在山坳里，一下雨就顺着沟冲到下游。

（二）生活污水治理：设施短板与意识薄弱的双重挑战

在走访中，最让我揪心的是河道水质问题。记得在王桥村，村民老周蹲在河边跟我说：“20年前我还在这摸鱼，现在这水浇菜都不敢用。”顺着他的手指看，河道里漂浮着洗衣粉泡沫，岸边还能看到蹲在石头上洗衣的妇女——村里没有集中污水处理设施，90%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排。

全县目前仅有12个村建成人工湿地或生物处理设施，处理率不足15%。更棘手的是观念问题：有次在赵岗村开座谈会，有位大嫂直接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泼脏水、倒粪水，哪有那么多讲究？”她不知道，这些含有氮磷的污水最终会流进水库，成为影响县城居民饮水安全的隐患。

（三）农业面源污染：传统种植习惯与生态保护的碰撞

去年春耕时，我跟着农技站老陈去田头测土。在种了20年水稻的刘大叔田里，他捏着板结的泥土直摇头：“您这地每年撒50公斤化肥，现在土里的有机质含量比10年前少了一半。”而田埂边的沟渠里，还能看到未完全溶解的化肥颗粒——这就是农业面源污染的典型场景。

据统计，全县农药包装废弃物年产生量约120吨，其中70%散落在田间地头；畜禽养殖方面，300头以下的散户占比85%，大部分没有建设粪污处理设施，一到雨季，猪圈后的排水沟就散发刺鼻气味。有次路过孙家湾，恰好遇到养殖户老孙在清理猪粪，他苦笑着说：“建个沼气池要花两三万，卖猪赚的钱还不够本，只能先堆着。”

（四）生态保护：“看得见的变化”与“看不见的隐忧”

让我欣慰的是，近年来乡村绿化行动成效显著。在柳林村，曾经的荒山如今种满了竹子和桃树，村主任老李告诉我：“现在春天来看花的城里人多了，村民也舍不得砍树了。”全县森林覆盖率较五年前提升了3个百分点，有6个村获评“省级生态村”。

但隐忧同样存在：为了扩大种植面积，仍有零星开山毁林现象；河道清淤时，个别村图省事用挖掘机“一刀切”，破坏了原有的生态护坡；还有村民把自家房前屋后的老樟树、皂角树砍掉，换成观赏性强但生态价值低的景观树。这些细节，都在提醒我们生态保护需要更精细化的引导。

二、制约农村环境改善的核心痛点

在走访了32个村、发放500余份问卷后，我梳理出制约农村环境改善的三大“堵点”：

（一）设施建设：“最后一公里”的投入难题

以污水处理为例，一套日处理50吨的生物处理设施需要30万元，后续每年运维费用约2万元。对于年集体收入不足5万元的村来说，这几乎是“不能承受之重”。有次在周河村，村支书老周翻着账本跟我说：“去年修了垃圾池，今年想建污水处理站，可上面的补贴只给一半，剩下的钱要我们去凑，实在难啊。”

（二）意识养成：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变滞后

在马畈村的垃圾分类试点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刚开始村民积极性很高，可三个月后，分类准确率从80%降到了50%。究其原因，一是宣传方式单一——很多村还停留在“墙上贴标语、喇叭喊口号”，缺乏互动性；二是激励机制缺失，村民看不到分类带来的实际好处，时间一长就懈怠了。

（三）技术支撑：“一刀切”模式与实际需求的脱节

有个典型案例：某村照搬城市模式建了压缩式垃圾站，结果村里的垃圾以厨余为主，压缩后渗滤液处理成本极高，运行半年就停用了。这反映出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接地气”的技术：比如针对山区村庄，推广小型太阳能垃圾处理设备；针对分散农户，推广“三格化粪池+人工湿地”的低成本污水处理模式。

三、基层治理的实践探索与成效

令人振奋的是，在走访中我也看到了许多“破题”的鲜活案例，这些实践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一）“积分制”激发内生动力：以范岗村为例

范岗村推行“垃圾兑换超市”已有两年。村民把分类好的可回收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