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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垃圾分类报告

作为一名在基层环保领域工作了八年的从业者，我始终记得第一次走访山区村庄时的震撼——村口河道漂浮着农药瓶和食品包装袋，屋后空地堆着发黑的厨余垃圾，风一吹，塑料膜就像破旗子似的挂在树枝上。那时候村民们总说：“城里人才搞分类，咱们农村哪有那么讲究？”可这几年，随着参与多个农村垃圾分类试点项目，我亲眼见证了“不讲究”到“讲门道”的转变。这份报告，我想以一线实践者的视角，聊聊农村垃圾分类的现状、探索与思考。

一、为何要做农村垃圾分类？先看一组“藏在角落”的数据

农村垃圾的特殊性，常被“城乡二元”的认知遮蔽。我曾带着团队在三个不同类型的村庄（丘陵种植村、山区养殖村、城郊商贸村）做过为期半年的垃圾采样统计，结果让人揪心：

第一，垃圾成分“土洋结合”，处理难度远超想象。传统农村的垃圾以厨余（菜叶、剩饭菜）、秸秆、畜禽粪便为主，可现在，农药瓶、化肥袋、塑料地膜、快递包装、外卖餐盒这些“工业垃圾”占比已超30%。比如种植村，每亩地每年产生约2公斤废旧农膜，这些聚乙烯材质的薄膜埋在土里200年都降解不了；养殖村的鸡粪猪粪虽能堆肥，但混着饲料袋、针剂瓶后，直接还田会污染土壤。

第二，处理方式“简单粗暴”，环境代价正在显现。调研中发现，70%的村庄仍靠“一烧二埋三堆”：房前屋后的“垃圾沟”里，厨余、塑料、电池混在一起自然发酵，夏天蚊蝇成群，雨水一冲就往河里淌；秋冬农闲时，村民图省事直接焚烧，刺鼻的塑料焦味能飘半里地。有位老支书跟我说：“前几年河里还能摸鱼，现在溪水发臭，娃娃们都不敢下去耍了。”

第三，“垃圾围村”正在反噬生活质量。最直观的是健康隐患——垃圾堆放点成了老鼠、蟑螂的“乐园”，村里老人的皮肤病、小孩的呼吸道问题明显增多；其次是经济损失，有个养殖村因为河道污染，下游鱼塘连续两年死鱼，村民损失了十几万；更关键的是“面子问题”，年轻人过年回家，看到村里垃圾乱堆，都说“不想再回来住”。

这些数据和故事，让我更确信：农村垃圾分类不是“赶时髦”，而是关乎村民生存环境、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答题”。

二、从“没人管”到“有人干”：我们试过的那些办法

2021年，我们在距离县城40公里的清水村启动了第一个垃圾分类试点。起初村民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三个月后却成了周边的“样板村”。这中间，我们踩过坑、流过汗，也总结出一套“土办法”。

（一）分类标准：从“四分类”到“二次四分法”，先让村民“分得清”

刚开始，我们照搬城市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标准，结果村民直摇头：“啥叫可回收？塑料瓶算吗？农药瓶是不是有害？”后来我们蹲在村民家院子里开“坝坝会”，听他们念叨：“其实我们就关心两种——能喂猪的（厨余）、能烧的（秸秆）、能卖钱的（塑料瓶）、啥用没有的（破陶片）。”

于是我们调整标准，推出“二次四分法”：第一次粗分——“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可腐烂包括菜叶、剩饭菜、果皮，不可腐烂包括塑料、玻璃、金属、破布）；第二次细分——在不可腐烂里挑出“可卖钱的”（塑料瓶、纸箱）和“有害的”（农药瓶、电池）。这样一来，80岁的王奶奶都能边择菜边说：“这烂叶子放绿桶，塑料口袋放蓝桶，农药瓶单独收。”

（二）设施配套：从“一个垃圾桶”到“一套服务链”，让分类“有去处”

以前村里只有几个露天大垃圾桶，垃圾混装混运，村民说：“分了也白分，反正车一来都倒一起。”我们吸取教训，做了三件事：

一是“按户配桶”——每户发两个带盖小桶（绿桶装可腐烂，蓝桶装不可腐烂），村口设4个大桶（可回收、有害、可腐烂、其他），桶身用彩漆画了简单图案（比如绿桶画白菜，蓝桶画塑料瓶）；

二是“定时收运”——和垃圾清运公司谈好，可腐烂垃圾每天早上8点收（直接运到村头的堆肥房），不可腐烂垃圾每周一、四收，可回收物每月由废品站上门收，有害垃圾集中存放在村卫生室（有防渗漏柜），每季度由县环卫中心处理；

三是“堆肥利用”——建了100平米的堆肥房，把可腐烂垃圾和秸秆、粪便混合发酵，三个月就能产出有机肥，村民用堆肥种的白菜、萝卜，比施化肥的更甜，慢慢就尝到了“分类的甜头”。

（三）发动村民：从“干部推着干”到“村民抢着干”，关键在“面子里子都得给”

刚开始宣传，我们拿着喇叭挨家挨户讲，可效果一般。后来我们学聪明了，用“里子”激励——积分换物：村民正确分类，上门督导员就登记积分，1分换1两盐，10分换1袋洗衣粉，30分换1壶油。王婶为了换油，专门把孙子叫回来教她认桶，说：“我可不想被邻居比下去。”

用“面子”引导——评“分类示范户”：每月评选10户，挂红牌子在门口，过年发奖状。有次老张因为把农药瓶扔进可腐烂桶，被取消了资格，他逢人就说：“这脸丢大了，下回绝对不犯。”

用“情感”联结——老人当“督导员”：选了6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村干当“分类顾问”，他们端着茶杯在村里转，看到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