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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文镜秘府论·九意》：中日文化交融下的文学瑰宝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文镜秘府论》由日本平安时期高僧空海编纂，成书于公元9世纪初，是一部汉诗理论著作，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空海于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深入学习佛学、文学、语言等多种学问，元和元年（806年）返回日本后，将其在唐朝搜集整理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资料进行编撰，著成《文镜秘府论》。

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涉及六朝至唐前期的诗歌体制、对偶、声律、病犯等形式美学问题，参考并阐述了唐代王昌龄的《诗格》、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等诸多已佚的中国中唐以前的声韵和诗文作法的文献，不仅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还对日本汉诗学、日本悉昙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是日本传统汉学史第一部奠基性著作。严绍璗在《日本中国学史》中谈到，“其（空海）研究论述的对象是汉诗的诸问题，这一文化现象典型地表现了当时中日文化关系和日本文化史若干侧面的重要姿态”，深刻体现了《文镜秘府论》在反映中日文化关系方面的重要价值。

《九意》作为《文镜秘府论》中地卷的重要一章，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从内容上看，它涵盖了丰富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思想，如对自然景象、季节特征的描写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表达，都展现出独特的文学视角和审美观念。从形式上，其独特的标题结构和内容结构，与《文镜秘府论》其他篇章存在差异，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殊的样本。刘召禄和吴雨平在《文镜秘府论?九意思想性论析——以气、循环、万物有灵思想为例》中指出，《九意》蕴含着中日朴素哲学思想，如气、循环、万物有灵、原始神道等，通过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究公元9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了解当时文学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流与融合。

对《文镜秘府论?九意》的研究，一方面能够深化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认识。它所承载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念，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为构建更加完整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有助于增进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理解。作为文化交流的产物，《九意》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及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的创新与发展，对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对《文镜秘府论》的研究成果丰硕。在日本，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三卷本）堪称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在书中对《文镜秘府论》的版本、内容、作者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证，尤其在传本调查方面，使用了17种古抄本和2种版刻本，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兴膳宏的《文镜秘府论译注》则侧重于对文本的翻译和注释，以其深厚的中国文论研究功底，对书中的文学理论和术语进行了详细解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部著作的内涵。

中国学者也在《文镜秘府论》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王利器的《文镜秘府论校注》是国内较早的重要研究成果，对文本进行了校勘和注释，为国内学者研究该书提供了便利。卢盛江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他在日本访学期间，广泛搜求珍贵抄本资料，著有《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文镜秘府论研究》和《文镜秘府论校笺》等著作。他通过对原始抄本的研究，不仅解决了诸多正文校勘、卷次、双行注及传本系统等问题，还在原典考证、《九意》作者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例如，他从用词习惯入手，结合考古发现和日本古文献，对《九意》中“土马”一词进行考证，认为《九意》作者很可能为日本人，可能是空海，空海可能依据中国典籍，而加入“土马”二句，这一观点为《九意》作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在对《九意》的研究上，虽然学者们在思想内涵、作者考证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拓展空间。部分研究对《九意》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挖掘不够深入，未能充分探讨其在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脉络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在研究方法上，多集中于文本解读和文献考证，缺乏从跨学科角度，如文化学、社会学等，对《九意》进行综合分析。在材料运用上，虽然对传统文献的挖掘较为充分，但对于一些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民间传说等相关材料的运用还不够，限制了研究的创新性和全面性。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探讨《文镜秘府论?九意》。文本细读法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通过对《九意》文本的逐字逐句研读，分析其语言表达、修辞手法、结构布局等，深入挖掘其文学内涵和艺术特色。仔细品味“云从土马，水逐泥牛。雨貌”这样的语句，从用词、意象的运用等方面，探究其独特的文学表现力。

文化比较法也将贯穿研究始终。《九意》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中日文化元素。通过对比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日本文学传统，分析《九意》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与差异，揭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