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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罪（数额巨大）量刑案例

引言

盗窃罪作为常见多发性财产犯罪，其量刑标准因涉案金额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数额巨大”的认定与量刑，是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多、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领域。此类案件不仅涉及对财产权的保护，更关乎刑罚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如何在“数额”这一核心要素基础上，综合考量犯罪情节、行为后果、悔罪表现等因素，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是司法裁判的关键。本文通过梳理法律依据、分析典型案例、拆解量刑考量因素，试图呈现盗窃罪（数额巨大）量刑的实践逻辑，为理解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提供参考。

一、盗窃罪“数额巨大”的法律界定与司法意义

（一）法律依据与数额标准

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可见，“数额巨大”是盗窃罪量刑的重要分界点，直接决定了法定刑幅度从“三年以下”跃升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关于“数额巨大”的具体标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例如某经济较发达地区将“数额巨大”的起点定为八万元，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则可能以五万元作为起点。这种弹性规定既保证了法律的统一性，又兼顾了地区差异，是立法者对司法实践复杂性的回应。

（二）“数额巨大”在量刑中的核心地位

在盗窃罪的量刑体系中，“数额”是基础性评价要素。对于“数额巨大”的案件，司法机关首先需通过证据固定被盗财物的价值，这是启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法定刑的前提。例如，若被盗物品为现金，需通过银行流水、证人证言等证明实际金额；若为实物（如珠宝、电子产品），则需委托有资质的价格认证机构进行价值鉴定。只有经法定程序确认的数额达到“巨大”标准，才能适用对应的法定刑幅度。

同时，“数额巨大”的认定直接影响基准刑的确定。根据量刑指导意见，一般以“数额巨大”的起点作为基准刑的基础，每增加一定数额，刑期相应增加。例如，某地区规定盗窃数额达到八万元为“数额巨大”起点，对应基准刑为三年；每增加一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这种“数额—刑期”的对应关系，体现了刑法对财产权保护的量化逻辑。

二、盗窃罪（数额巨大）典型案例分析

（一）案例一：单独作案+全额退赃的从轻处罚

张某系外来务工人员，因沉迷网络赌博欠下债务，遂产生盗窃念头。某日，张某趁邻居李某外出之机，通过撬窗进入其家中，盗走现金六万元及金项链一条（经鉴定价值三万元），总价值九万元，达到当地“数额巨大”标准（八万元）。案发后，张某因形迹可疑被警方盘问，如实供述了盗窃事实，并主动将赃款赃物全部退还给李某，取得李某书面谅解。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张某系初犯，具有坦白情节，且全额退赃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判决张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本案中，“数额巨大”的认定是基础，但张某的悔罪表现显著降低了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法院通过综合考量法定与酌定从宽情节，将原本可能接近三年的基准刑（九万元超过起点一万元，按当地标准刑期约三年二个月）调整为三年，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二）案例二：团伙作案+多次盗窃的从重处罚

王某、陈某、赵某三人组成盗窃团伙，专门针对小区地下车库实施盗窃。半年内，三人通过技术开锁手段，先后盗走十辆轿车内的现金、名烟、名酒等财物，经鉴定总价值十五万元（当地“数额巨大”起点为八万元）。此外，三人在盗窃过程中为躲避监控，多次故意损毁车库摄像头，造成物业损失共计二万元。经查，王某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满释放未满五年；陈某在作案时负责望风，但明知王某、赵某有盗窃前科仍参与。

法院审理认为，三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多次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且具有损毁财物的从重情节，依法应予严惩。其中，王某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陈某虽未直接实施盗窃，但参与团伙犯罪且明知他人前科仍协助，应认定为共犯；赵某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可酌情从轻。最终判决：王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三万元；陈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赵某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

本案中，“数额巨大”（十五万元）是量刑的基础，但团伙作案、多次盗窃、损毁财物、累犯等情节叠加，显著提升了社会危害性。法院通过区分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对主犯、累犯从重处罚，对从犯从轻处罚，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盗窃罪（数额巨大）量刑的关键考量因素

（一）法定情节：从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