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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

引言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既是公民面对不法侵害时的“护身盾”，也是司法实践中平衡个体权利与社会秩序的“校准仪”。它不仅关系到公民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更承载着“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理念。近年来，随着“昆山反杀案”“于海明案”等典型案例的公开讨论，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准确把握法律条文的内涵，在具体案件中实现“罪与非罪”的精准判断，既是司法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普通公民理解自身权利的关键所在。本文将围绕《刑法》中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从法律基础、核心要件、实践难点与完善方向等维度展开系统分析。

一、正当防卫的法律基础与立法价值

（一）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十条对正当防卫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一条文从行为目的、时间条件、对象范围、限度要求等方面构建了正当防卫的法律框架，既赋予公民防卫权，又划定了权利行使的边界。

（二）正当防卫的立法价值取向

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本质上是法律对“私力救济”的有限认可。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介入的紧急情况下，允许公民通过必要的防卫行为制止不法侵害，既是对“法益保护原则”的贯彻，也是对“正义不能迟到”的实践回应。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合法权益，使公民在面临现实危险时能够主动反击，避免或减少损害；二是震慑不法行为，通过赋予防卫权形成“不法侵害需承担更高风险”的社会预期，遏制违法犯罪的发生；三是维护社会公平，通过司法对正当防卫的肯定，传递“邪不压正”的价值导向，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二、正当防卫认定的核心要件

（一）前提条件：存在现实、紧迫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的启动，必须以“存在不法侵害”为前提。这里的“不法侵害”需满足两个关键特征：

其一，侵害行为具有“不法性”。即侵害行为本身违反法律规定，既包括犯罪行为（如故意伤害、抢劫），也包括一般违法行为（如殴打、非法侵入住宅）。但需注意，对于合法行为（如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不能进行“防卫”，否则可能构成妨害公务或故意犯罪。

其二，侵害行为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现实性”要求侵害行为必须客观存在，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测的“假想侵害”。若因主观错误误认为存在侵害而实施“防卫”，则可能构成“假想防卫”，需根据主观过错承担相应责任。“紧迫性”则强调侵害行为已直接威胁法益安全，若不立即制止将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例如，持刀者已举起刀具准备攻击，此时侵害的紧迫性明显；若侵害仅处于预备阶段（如购买刀具但未接近），则紧迫性不足，不宜认定为正当防卫。

（二）时间条件：防卫行为发生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的时间边界，具体指侵害行为已经着手实施且尚未结束。判断“正在进行”需从侵害行为的起点和终点两个维度把握：

起点方面，侵害行为需已进入“实行阶段”。例如，盗窃者已伸手接触他人财物、伤害者已挥拳攻击，此时侵害行为从预备转为现实威胁，防卫行为可以启动。若侵害尚处于预备阶段（如小偷在门外观察环境），防卫人提前攻击则可能构成“事前防卫”，需承担法律责任。

终点方面，侵害行为需已“结束”或“失去继续侵害的能力”。侵害结束的情形包括：侵害行为已实施完毕（如抢劫者已取得财物并逃离）、侵害者主动中止（如施暴者停止殴打并道歉）、侵害者因被制服而丧失继续侵害能力（如被防卫人打倒在地无法起身）。若侵害已结束仍继续攻击，则可能构成“事后防卫”，需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构成故意犯罪或防卫过当。

（三）对象条件：防卫行为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

正当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人本人”，这是由防卫行为的“制止性”本质决定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侵害者的反击，直接阻断侵害行为的继续实施。若防卫行为针对无关第三人（如侵害者的亲属、路人），则可能构成故意犯罪或过失犯罪，无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例如，甲被乙持刀攻击，甲夺刀后未反击乙，反而将在场的乙的孩子打伤，此时甲的行为因对象错误不构成正当防卫，需对孩子的伤害承担责任。

（四）主观条件：防卫行为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

正当防卫的成立，要求防卫人主观上必须具有“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这一“防卫意图”是区分正当防卫与相互斗殴、故意犯罪的关键。若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报复、伤害的故意，即使客观上存在侵害行为，也不构成正当防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