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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调解“反悔”处理及案例

引言

治安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缓冲阀”和“润滑剂”的作用。它通过柔性方式促成矛盾双方达成协议，既降低了行政成本，又避免了矛盾激化。然而实践中，部分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因各种原因出现“反悔”现象——或拒绝履行协议内容，或要求撤销原协议重新处理，甚至以“调解不公”为由反复投诉。这种情况不仅影响调解效力，还可能导致矛盾二次升级。如何规范处理治安调解中的“反悔”问题，既是法律适用的实践课题，也是提升基层执法公信力的关键环节。本文将围绕治安调解“反悔”的界定、法律依据、处理流程及典型案例展开系统分析，为基层执法提供参考。

一、治安调解“反悔”的界定与常见情形

（一）治安调解“反悔”的法律定义

治安调解“反悔”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后，一方或双方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拒绝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或要求撤销、变更原协议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协议已生效但未完全履行”，且当事人明确表达了对原协议效力的否定态度。需注意的是，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未达成一致、拒绝签署协议，或签署后当场提出异议，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反悔”，而属于调解未成功的范畴。

（二）实践中常见的反悔情形

根据基层公安机关办案统计，治安调解“反悔”主要集中在以下五类情形：

对协议内容存在重大误解。例如，一方因文化水平有限，未完全理解协议中“一次性赔偿”“放弃后续索赔”等关键条款的法律后果，事后认为协议内容与自身真实意思不符；或因调解员表述不清，导致当事人对赔偿金额、履行期限等核心内容产生误判。

受胁迫或欺诈达成协议。部分矛盾双方在调解时，一方可能因对方言语威胁、情绪施压（如“不签协议就天天找你麻烦”）而被迫签字，或被误导“签了协议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事后因心理压力缓解或发现被欺骗而反悔。

出现新的事实或证据。调解后，当事人可能发现新的损害后果（如被殴打后当时未察觉的隐性伤情）、获取关键证人证言，或发现对方隐瞒重要事实（如故意隐瞒财产状况导致赔偿无法履行），认为原协议基于不完整信息达成，要求重新处理。

履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赔偿方因突发疾病、失业等客观原因丧失履行能力，无法按协议支付赔偿金；或受偿方因后续治疗费用远超预期，认为原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损失，要求增加赔偿。

情感或舆论压力驱动。部分纠纷涉及家庭、邻里关系，当事人签署协议后可能因亲属反对、社区议论等外部因素产生心理动摇，认为“让步太亏”“丢了面子”，进而反悔。

这些情形既反映了治安调解的复杂性，也提示我们需结合具体情况判断反悔的合理性，避免“一刀切”处理。

二、治安调解“反悔”处理的法律依据与核心原则

（一）法律依据梳理

我国对治安调解“反悔”的处理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中：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明确：“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五条进一步细化：“调解达成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处罚。对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不履行的，应当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予以处罚；对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纠纷，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明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合法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可就协议效力向法院起诉，但治安调解作为行政调解，其效力虽不及法院调解书，但仍是公安机关处理案件的重要依据。

（二）处理“反悔”的核心原则

基于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处理治安调解“反悔”需遵循以下原则：

合法性审查优先。首先需确认原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包括调解程序是否合法（如是否双方自愿、是否全程录音录像）、协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如约定“赔偿后不得报警”）、是否存在胁迫或欺诈等情形。若协议本身不合法，需直接认定无效并重新处理。

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愿。治安调解的本质是“自愿协商”，若当事人能证明签署协议时非真实意思表示（如提供录音、证人证言证明受胁迫），应给予其救济渠道；但若仅因“后悔”“觉得吃亏”等主观情绪反悔，无合理理由，则需引导其遵守协议。

公平与效率平衡。一方面要避免“无限次反悔”消耗行政资源，另一方面需防止因机械执行协议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例如，对因突发重大疾病丧失履行能力的赔偿方，可引导双方重新协商履行方式；对恶意反悔、拖延履行的当事人，则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