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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工定期健康检查的费用承担主体

引言

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因其身体仍处于生长发育阶段，对职业危害的抵御能力较弱，法律对其实施特殊劳动保护。定期健康检查作为这一保护制度的核心环节，既是监测未成年工身体健康状况的“安全哨”，也是预防职业伤害的“预防针”。然而，在实践中，“由谁来承担健康检查的费用”往往成为制度落地的关键矛盾点——企业可能以成本压力为由推诿，未成年工因经济能力有限难以自行承担，监管部门则面临执法依据与执行边界的困惑。本文将围绕这一主题，从法律规定、实践现状、争议问题及解决路径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旨在为明确费用承担主体、完善保护机制提供参考。

一、法律规定中的费用承担主体：制度设计的核心指向

（一）基础法律的原则性规定

我国《劳动法》作为劳动领域的基本法，在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尽管该条款未直接提及费用承担，但结合“用人单位应当”的义务性表述，可以推导出“健康检查的组织与成本承担”均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这一规定的逻辑在于：用人单位是未成年工劳动过程的直接管理者，对劳动环境的安全性和劳动者的健康负有首要责任；健康检查的目的是确保未成年工适应岗位要求，避免因职业危害导致身体损害，其本质是用人单位为自身用工安全支付的必要成本。

（二）专门法规的细化补充

为落实《劳动法》要求，原劳动部颁布的《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操作规则。其中第十条明确：“未成年工健康检查应按本规定所附《未成年工健康检查表》列出的项目进行。用人单位应根据健康检查结果安排其从事适合的劳动；对不能胜任原劳动岗位的，应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安排其他劳动。”更关键的是，该《规定》虽未直接写明“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但结合第九条“用人单位应按下列要求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一）安排工作岗位之前；（二）工作满一年；（三）年满十八周岁，距前一次的体检时间已超过半年”的强制检查要求，可以推断“定期健康检查”是用人单位必须履行的程序性义务，而义务的完整履行必然包含费用支付这一实体内容。

（三）上位法的强化确认

《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在第六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结合“保护措施”的表述，定期健康检查作为具体的保护手段，其费用承担自然应纳入用人单位的“保护成本”范畴。此外，该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还规定了违反特殊保护义务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了用人单位履行健康检查及费用承担义务的强制性。

从上述法律体系可见，我国立法通过“义务性条款+责任条款”的双重设计，明确将未成年工定期健康检查的费用承担主体指向用人单位。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是：用人单位通过使用未成年工获取劳动价值，理应对其劳动过程中的健康风险负责；健康检查的费用本质上是“用工成本”的合理组成部分，而非额外负担。

二、实践中的执行现状与常见模式：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一）规范企业的典型做法

在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外资企业中，未成年工健康检查的费用承担通常较为规范。这些企业普遍建立了完善的劳动保护制度，将健康检查纳入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入职前由企业统一联系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直接由企业财务部门结算；工作满一年或年满十八周岁时，人力资源部门会主动提醒并组织复查，费用同样由企业承担。部分企业还会将健康检查结果与岗位调整对接——例如某制造业企业规定，若体检显示未成年工存在视力下降等与岗位相关的健康问题，企业将为其调整至对视力要求较低的岗位，相关检查及调岗成本均由企业承担。这类企业的实践表明，只要制度设计清晰、企业责任意识到位，费用承担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二）中小企业的常见偏差

与规范企业形成对比的是，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费用承担问题常出现“打擦边球”现象。部分企业以“入职体检已包含常规项目”为由，拒绝承担“定期”复查的费用；有的要求未成年工自行垫付，再凭票据报销，但设置繁琐的审批流程，实际报销率不足30%；更有甚者直接告知“检查可以做，但费用自付”。例如某小型服装加工厂，招用了十余名未成年工从事缝纫工作，企业主认为“年轻人身体好，没必要总检查”，仅在入职时安排了一次体检，后续的年度检查费用要求员工自行承担。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的因素，也与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小、成本敏感的特点相关。

（三）特殊用工形态的责任模糊

在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等特殊用工形态中，费用承担主体的争议更为突出。以劳务派遣为例，用工单位（实际使用未成年工的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