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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千金骗婚案“新娘”一审获刑4年半

一、案件回溯：假身份下的婚姻骗局

2025年12月18日，某基层法院对一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假千金骗婚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林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同时责令退赔被害人王某彩礼及相关损失共计38万元。这一判决不仅为这场持续两年的婚姻纠纷画上句号，更以司法利剑撕开了“假千金”婚姻骗局的虚伪面纱。

据庭审披露，案件始于2023年10月。时年28岁的王某经媒人介绍认识自称“某企业董事长独女”的林某。林某在交往中刻意营造“白富美”形象：朋友圈晒豪车、奢侈品，声称名下有房产，甚至伪造了学历证明和家庭资产证明。两人相识仅3个月，林某便以“父母催婚”为由提出结婚，并要求王某按当地习俗支付“彩礼+改口费+婚戒”共计32万元，另需承担20万元的婚礼筹备费用。王某一家举债凑齐52万元后，两人于2024年2月登记结婚。

然而，婚后仅1个月，林某便以“公司出差”为由频繁离家，起初王某并未怀疑，直至2024年5月，林某突然失联。王某多方寻找无果后，通过调查发现林某真实身份为无业人员，所谓“企业董事长独女”“名下房产”均为伪造，其父母仅是普通工人，且林某在婚前已因类似“闪婚”行为被另一名男子起诉要求返还彩礼。至此，王某意识到遭遇骗婚，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法律定性：骗婚与诈骗的边界厘清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林某的行为究竟是普通的彩礼纠纷，还是构成刑事诈骗罪？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答案：林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法律依据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为构成要件。结合本案，法院重点从三方面进行了认定：

其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林某在婚前虚构“企业独女”身份，伪造资产证明，婚后短时间内即以各种理由逃避共同生活，并在失联后将彩礼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支出。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情形高度吻合，但更关键的是，其行为超出了民事纠纷范畴，体现出对财物的非法占有意图。

其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要件。林某不仅伪造身份信息，还刻意隐瞒此前因类似行为被起诉的事实，甚至在交往期间通过伪造转账记录、雇佣“父母”扮演富商家庭等方式强化虚假形象，其手段具有系统性和欺骗性，远超普通婚姻关系中的“夸大条件”。

其三，“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根据司法实践，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即认定为“数额巨大”（本案涉案金额52万元已远超该标准）。结合《刑法》规定，“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院综合林某的诈骗数额、主观恶意及社会危害性，最终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三、判决启示：司法对婚骗行为的精准打击

本案的判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来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婚骗行为的缩影。2025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明确提出“坚决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司法导向；同年11月，最高法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强调，对于多次“闪婚”收取高额彩礼、无共同生活意愿的行为，应重点审查是否构成诈骗。本案的判决正是这一司法精神的具体实践，其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明确了“骗婚”与“普通彩礼纠纷”的界限

过去，部分婚骗行为因披着“婚姻”外衣，常被简单归为民事彩礼纠纷，导致违法成本低、受害者维权难。本案中，法院通过审查“是否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彩礼用途”“是否存在虚构身份”等关键事实，将林某的行为定性为刑事诈骗，突破了“仅以未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判断的传统思维，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复制的裁判逻辑。例如，林某在婚前已有类似骗婚记录，且婚后无任何维系婚姻的实际行为，这些情节均被法院作为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据。

（二）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

王某一家为支付彩礼举债30余万元，导致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符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中“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情形。法院不仅支持王某的民事返还请求，更通过刑事判决责令林某退赔全部损失，体现了“刑民协同”的救济思路。这种“既打又赔”的裁判方式，避免了受害者“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尴尬，为因婚致贫群体提供了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三）释放了对婚骗行为“零容忍”的社会信号

近年来，“假身份”“闪婚闪离”“高额彩礼”等婚骗行为时有发生，不仅侵害当事人权益，更破坏婚姻诚信基础。本案中，林某被判处实刑并退赔损失，传递出“借婚姻行骗必受严惩”的明确信号。正如主审法官在庭审中强调：“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任何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财物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这对潜在的婚骗者形成了有效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