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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骑马与摩托相撞致对方死亡

一、事件回溯：机动车道上的致命碰撞

2024年6月30日，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夏日午后，11岁少年阿某在赛马场观看完比赛后，选择骑马沿机动车道返家。这本是一场普通的归程，却因一次意外碰撞改写了两个家庭的命运——阿某骑行的马匹与叶某驾驶的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相撞，叶某被撞成重伤，经抢救五日后不幸身亡。

这场事故的细节被交管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清晰记录：阿某在机动车道骑行马匹，未遵守道路通行规则，是导致事故的主要原因；叶某作为摩托车驾驶员，虽无证据显示其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但因对道路情况观察不足，承担次要责任。此后，叶某家属因赔偿协商未果，于2025年6月9日向特克斯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阿某的法定监护人赔偿医疗费、丧葬费等各项损失100余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事故造成的总损失为128万元。依据责任认定，一审法院判决叶某自行承担30%的损失（38.4万元），阿某的法定监护人赔偿剩余70%（89.6万元）。阿某监护人不服上诉，提出“叶某无证驾驶且车速过快应担主责”的主张，但二审法院认定交管部门的责任认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且双方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异议，最终于2025年11月10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责任认定的法理逻辑：未成年人侵权的监护之责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未成年人侵权后的责任归属与划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11岁的阿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公共道路上的危险行为直接导致他人死亡，监护人未能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义务，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角度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要求，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应在规定道路通行，不得妨碍机动车正常行驶。马匹作为特殊“交通工具”，在公共道路上骑行时，骑乘者需具备基本的安全意识，监护人更需履行监督义务。阿某选择机动车道骑行，本身已违反道路通行规则；而监护人未对其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也未制止其危险行为，是事故发生的深层诱因。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关键，在于对交管部门责任认定效力的认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管部门基于现场勘查、证人证言等证据作出的专业结论，具有法律权威性。若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需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核；未提出异议则视为接受。本案中，阿某监护人在事故后未对责任认定提出复核，却在诉讼阶段以“叶某无证驾驶”为由主张责任比例调整，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叶某的行为是事故主因，因此其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三、监护责任的深层拷问：未成年人的“道路课”谁来补？

这起悲剧的背后，是未成年人道路安全意识的缺失与监护人监护责任的缺位。11岁的阿某或许并不完全理解“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区别，也未必清楚在车流中骑行马匹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但作为监护人，本应承担起“第一任安全教师”的角色，通过日常教育让孩子明白：公共道路不是私人场地，任何行为都需遵守规则，否则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现实中，类似的“监护疏忽”并非个例。部分家长认为“孩子小不懂事”，对其在公共场合的危险行为采取放任态度：让幼儿在马路上追逐打闹、允许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车上路、对孩子攀爬护栏等行为视而不见……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纵容，实则是将孩子与他人置于风险之中。正如本案中的阿某，若监护人曾明确告知“机动车道禁止骑马”，或在其选择骑行路线时及时制止，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更值得反思的是，部分家长对“监护责任”的认知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孩子闯祸，赔钱就行”，却忽视了监护责任的核心是“预防”而非“善后”。法律规定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本质是通过经济约束倒逼监护人履行教育、管理义务。若监护人仅将赔偿视为“花钱消灾”，而不从中吸取教训，类似的悲剧仍可能重演。

四、道路安全的社会反思：规则意识需要全民共建

这起事故也暴露了道路参与者规则意识的普遍薄弱。叶某作为摩托车驾驶员，若其确实存在无证驾驶或超速行为（尽管未被认定为主责），同样反映出部分驾驶员对交通法规的漠视。而阿某骑马进入机动车道，除了监护责任缺失，也与社会对“特殊交通行为”的规范不足有关——在一些多民族聚居或传统畜牧业地区，马匹上路较为常见，但相关部门是否针对此类行为制定了明确的管理规则？是否通过宣传教育让骑乘者了解道路通行要求？

道路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协同。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特殊交通行为的规范，例如明确马匹、牲畜等在公共道路上的通行区域、时间及安全要求；通过案例宣传、社区讲座等方式，提升全体市民的规则意识。社会层面，媒体应发挥监督与引导作用，对危险交通行为及时曝光，对遵规守矩的案例积极宣传，营造“安全出行、人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