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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沉浮——新时期以来有关高晓声的评论探究

摘要

当代文学史将高晓声视为反思文学、改革小说的重要代表，尤其是“陈奂生系列小说”，被认为是鲁迅之后“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文本。表面上，高晓声看似是“思潮性作家”，受限于思潮。但深入研究发现，其创作并非典型的反思或改革小说，这种多义性为阐释提供了丰富空间，反映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与特定历史时期主流叙事的纠葛，也再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逻辑的复杂性。本文将梳理新时期以来对高晓声的评论，探究其在不同历史节点的创作意义以及引发的争议，为重新审视中国当代小说文本的独特性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高晓声；新时期文学；陈奂生系列；启蒙话语；文学评论

引言

高晓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创作生涯横跨多个历史时期，作品深刻反映了时代变迁下中国农民的命运与精神世界。新时期以来，高晓声以“陈奂生系列”等作品引起广泛关注，评论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争议不断。这些争议不仅关乎对高晓声个人创作的理解，更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文学观念、价值取向的差异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在当下重新审视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高晓声的文学成就及其作品的时代意义，也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高晓声创作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关联

1.1作为反思文学与改革小说代表的高晓声

在新时期文学的语境中，高晓声被归入反思文学、改革小说的行列。他的作品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通过对农民个体命运的描写，反思了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的曲折历程。李顺大为了造屋，历经多次挫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满怀希望，到“大跃进”“文革”时期的梦想破灭，再到新时期政策调整后才最终实现心愿，这一过程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深刻揭示了极“左”路线对农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影响。

“陈奂生系列”中的《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等作品，紧扣农村改革的时代脉搏，展现了农民在新政策下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陈奂生从一个贫困的“漏斗户”主，因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进而有机会进城卖油绳、尝试新的营生，反映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生活转机以及农民对新生活的探索与适应。

1.2高晓声创作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高晓声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反映社会问题的传统。他深入农村生活，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农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劳作细节以及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在《解约》中，对农村青年陈宝祥与张翠兰解除婚约过程的描写，充满了生活气息，展现了当时农村社会的婚姻观念和家庭关系。

同时，高晓声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和感悟，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发展。他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的客观描摹上，还试图挖掘农民行为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因素。在“陈奂生系列”中，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自卑与自尊交织的复杂性格，既是个体的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农民群体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影响形成的集体无意识，使作品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二、对高晓声“陈奂生系列”的评论焦点与争议

2.1启蒙话语视角下的“陈奂生系列”解读

许多评论者从启蒙话语的角度解读“陈奂生系列”，认为高晓声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传统。陈奂生身上体现出的诸如愚昧、麻木、狭隘等性格特征，被视为中国农民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在《陈奂生上城》中，陈奂生因住了一夜高级招待所，花费了五元钱而心疼不已，最后通过“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认为自己也享受了一回高级待遇，这种行为被看作是农民缺乏现代消费观念和精神境界有待提高的例证。评论者认为高晓声通过对陈奂生的塑造，旨在揭示农民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启蒙和改造农民的目的，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感。

然而，这种解读也引发了争议。有观点认为，高晓声对陈奂生的描写过于强调其负面特征，而忽视了农民身上勤劳、善良等优秀品质，这种片面的刻画可能导致对农民群体的误解。同时，将陈奂生简单地与鲁迅笔下的阿Q类比，忽略了两者所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这种生硬的套用启蒙话语的解读方式，未能充分展现“陈奂生系列”的丰富内涵。

2.2“陈奂生系列”后期创作的评价分歧

高晓声在1990年代初续写了“陈奂生系列”的后三篇——《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这引发了新的评价分歧。一部分评论者认为，后三篇作品延续了前期对农村现实问题的关注，展现了农村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如包产到户后农民面临的新困境、农村社会的分化等。通过陈奂生的经历，揭示了农村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存在着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挑战，体现了高晓声对农村现实敏锐的洞察力和对农民命运持续的关怀。

但也有评论者持相反观点，认为后三篇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思想深度上不如前期。在创作手法上，情节略显拖沓，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如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