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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中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认定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平台为巩固市场地位，要求合作商家“二选一”——即只能在该平台经营，不得同时入驻竞争对手平台的现象逐渐显现。这种行为看似是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商业约定，实则可能破坏市场竞争秩序、限制商家经营自由、损害消费者权益。《反垄断法》作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经济宪法”，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如何准确认定平台“二选一”是否构成《反垄断法》意义上的违法，既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执法与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本文将围绕“认定”这一核心，从行为界定、法律标准、实践难点等维度展开分析，以期为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提供参考。

一、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基本界定

（一）行为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平台“二选一”行为，通俗而言是指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经营者，通过协议、口头要求或技术手段，强制或变相强制交易相对人（主要是平台内商家）只能与其进行交易，不得与竞争对手平台进行交易的行为。其本质是平台利用自身市场力量，对商家的多归属权（即同时入驻多个平台的权利）进行限制。

从表现形式看，“二选一”行为具有多样性。直接形式包括平台与商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明确约定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开展经营活动；间接形式则更为隐蔽，例如通过减少流量支持、提高服务费率、搜索降权、屏蔽商品链接等方式，对未遵守“二选一”要求的商家进行“惩罚”；还有部分平台通过数据限制或技术接口封锁，使得商家难以在其他平台同步运营店铺或管理商品。这些行为表面上可能以“优化服务”“维护消费者体验”为名义，但实质是通过施加不利后果迫使商家就范。

（二）与正常商业竞争的边界

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限制商家多平台经营的行为都构成违法“二选一”。市场竞争中，平台为吸引商家入驻，可能会提供独家合作的优惠条件（如更低的佣金、更高的流量扶持），商家基于自愿选择接受并承诺不与其他平台合作，这种“自愿型独家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谈判范畴，不违反《反垄断法》。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强制性”：违法“二选一”中，平台利用自身市场力量，使商家面临“不接受则受损”的胁迫性选择；而正常独家交易中，商家的选择是基于利益权衡的自愿行为，平台未通过市场支配地位施加不合理压力。

例如，若某平台在市场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商家若不接受“二选一”要求，可能面临无法获得基础流量支持、商品搜索排名大幅下降等实质性经营困难，这种情况下商家的“选择”实质是被迫的；反之，若平台市场份额较低，商家即使拒绝独家合作，仍可通过其他平台获得合理经营机会，则平台提供的独家优惠更可能被认定为正常竞争手段。

二、《反垄断法》下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认定标准

（一）前提：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认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前提是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于平台“二选一”行为的认定，首先需判断涉事平台是否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

相关市场界定是关键第一步。平台经济具有多边市场特征（如电商平台连接消费者、商家、物流等多方主体），其相关市场需结合“需求替代性”和“供给替代性”综合判断。例如，在界定电商平台的相关产品市场时，需考虑消费者对不同平台的选择偏好（如综合电商与垂直电商是否具有替代关系）、商家对平台的转换成本（如迁移店铺的技术成本、流量重新积累的时间成本）等因素；地域市场则需考虑平台服务的覆盖范围（如全国性平台与区域性平台的差异）。

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认定上，《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列举了市场份额、竞争状况、控制市场能力、其他经营者依赖程度等因素。对于平台而言，市场份额虽重要但非唯一标准。例如，某些新兴平台可能市场份额不高，但通过网络外部性（用户越多、平台价值越高）、数据壁垒（掌握大量用户行为数据）或锁定效应（用户习惯难以改变），实际具备较强的市场支配能力。执法机构需结合平台的用户规模、商家入驻数量、数据控制程度、竞争对手的市场进入难度等多维度指标综合判断。

（二）核心：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即使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行为是否违法还需判断是否“滥用”该地位，即是否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对于“二选一”行为，需重点分析以下三方面影响：

一是对商家经营自由的限制。商家无法通过多平台经营分散经营风险、扩大客户群体，被迫将资源集中于单一平台，可能导致其议价能力下降，最终影响商品定价和服务质量。二是对市场竞争的抑制。竞争对手平台因商家入驻数量减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可能被排挤出市场，削弱市场竞争活力；新进入平台则因无法吸引足够商家，面临更高的市场进入壁垒。三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商家选择受限可能导致商品种类减少、价格竞争减弱，消费者的选择空间和福利水平降低。

例如，在某电商平台“二选一”案件中，执法机构调查发现，该平台通过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