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制作工艺、背景与史事映照下的周初文明.docxVIP

清华简《耆夜》：制作工艺、背景与史事映照下的周初文明

一、引言

1.1研究缘起与意义

清华简《耆夜》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的重要篇章，自其现世以来，便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它的出土，宛如一道曙光，为我们深入探究周初的历史文化开启了全新的大门。在周初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诸多重大事件与文化变革深刻地塑造了华夏文明的早期形态，而《耆夜》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正是我们解锁这段神秘历史的关键钥匙。

从史学角度审视，《耆夜》详细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战后举行的饮至礼，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以及相关细节，与传世文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补充。这种独特的记载方式，不仅有助于我们澄清“武王伐耆说”这一学术疑案，还能让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周初的政治格局、军事行动以及国家战略。例如，通过对《耆夜》中伐耆之战的分析，我们可以洞察周初势力的扩张方向和战略意图，以及其对周边诸侯国的影响，进而为研究周初的政治演变提供重要线索。

在文化层面，《耆夜》中所呈现的诗歌、礼仪等内容，是周初礼乐文化的生动写照。周公、武王等人在饮至礼上的赋诗言志，不仅展现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更反映了礼乐制度在周初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这些诗歌和礼仪规范，是周人价值观和精神信仰的外在体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周初的文化内涵、社会风貌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耆夜》的研究也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诗歌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有助于我们追溯诗歌在早期社会中的功能和演变轨迹。

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清华简《耆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战国时期的文献，未经秦代焚书坑儒的破坏，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先秦古籍的原始风貌。这使得它成为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校正传世文献中的错讹、确认文献的真伪和性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通过对《耆夜》的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先秦时期的语言文字、书写习惯、文献编纂等方面的情况，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范式，推动整个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发展。

1.2研究现状综述

自清华简《耆夜》公布以来，学界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制作年代方面，学者们看法不一。有观点认为其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依据是将《耆夜》的用词与甲骨文、金文、竹简文字等已确定年代的出土文字进行比较，以及对其引古诗用词与传世《诗经》创作年代的对比研究，再结合中国韵文发展史研究其用韵情况，从而得出此结论。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耆夜》开篇以王号纪年与其所叙时代风格不符，人物称谓也有悖于史，且武王不曾戡黎，周公未作《蟋蟀》，据此判断《耆夜》应是战国时代撰作的文献。

对于内容解读，在伐耆史实上，围绕“西伯戡黎”中“西伯”究竟是周文王还是周武王，学界争论已久。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的记载，为“武王伐耆说”提供了有力支撑，部分学者以此为据，结合传世文献如《尚书》《史记》等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解读。在礼仪方面，学者们对饮至礼的研究较为深入，分析了饮至礼的程序、参与人员的位次安排及其所体现的“礼别异”原则，以及歌诗言志所反映的“乐合同”内涵，认为《耆夜》中的饮至礼为周代“乡饮酒礼”及军礼“饮至”的完善奠定了基础，展现了周初礼乐文明的雏形。

在诗歌研究上，《耆夜》中所载的五首诗，除《蟋蟀》与传世本大致相同外，其余《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皆为古佚诗，学者们对这些诗歌的内容、主旨、艺术特色以及与《诗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如研究周公酬武王所作祝颂诗《明明上帝》中“禋明”一词的含义，整理者读为“禋盟”，而部分学者则有不同见解。

尽管学界在清华简《耆夜》的研究上成果斐然，但仍存在不足与空白。在制作年代的研究上，各种观点虽论据充分，但尚未达成共识，仍需进一步挖掘新的证据和研究角度。在内容研究方面，对于一些细节的解读，如人物之间的关系、诗歌中隐晦寓意的挖掘等还不够深入。此外，将《耆夜》与同时期其他出土文献以及传世文献进行综合对比研究还相对薄弱，未能充分发挥《耆夜》在构建完整周初历史文化体系中的作用。

1.3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剖析清华简《耆夜》。

历史文献学方法是基础，通过对《耆夜》文本的细致解读，结合传世文献如《尚书》《逸周书》《史记》等，对其中的史实、人物、制度等进行考证和辨析。例如，在研究“武王伐耆”事件时，将《耆夜》的记载与《尚书?西伯戡黎》《史记?周本纪》等相关内容相互印证，梳理事件的脉络和细节，分析不同文献记载差异的原因，从而还原历史的真相。

考古学方法也不可或缺。借助考古发掘成果，如与周初相关的遗址、墓葬出土文物等，为《耆夜》的研究提供实物证据和背景支持。例如，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