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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迁

引言

唐代是中国科举制度从草创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而进士科作为科举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科目，始终承担着“选拔精英、维系统治”的核心功能。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复置进士科，到唐哀帝天祐年间科举停废，近三百年间，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并非固定不变——它随政治局势的动荡、选才标准的调整、社会需求的转变，不断进行着适应性变革。这种变迁不仅是唐代选官制度的自我完善，更与唐代的文化繁荣、阶层流动乃至王朝兴衰深度绑定：初唐为巩固政权重实务，武周为打破门阀重文学，盛唐因文化繁荣定诗赋核心，中晚唐因内忧外患求平衡，晚唐则因王朝衰落而僵化。梳理唐代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迁，本质上是在解码唐代统治阶级的选才逻辑，也是在还原一部“制度与时代互动”的历史。

一、唐初：从隋制继承到多元补充的奠基期

（一）隋代遗产：策论为主的初始框架

隋代是科举制的开创者，进士科作为其核心科目，以“策论”为主要考察内容——这一设计直接被唐初继承。隋代之所以重策论，源于其“打破门阀、选拔实务人才”的需求：门阀士族凭借家学垄断仕途，而策论以“时务问答”为核心，能直接考察考生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现实问题的见解，更利于选拔寒门出身的实用型人才。

唐高祖武德四年（概括性时间），唐朝复置进士科时，完全延续了隋代的策论传统：“试策五道”（《唐摭言·述进士上篇》）。策论的题目多围绕唐初的紧迫问题，比如“如何恢复战后经济”“如何安抚流民”“如何防范突厥入侵”等。考生需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情况，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例如某年初的策题问“今大乱初定，民多离散，何以安之？”，有考生答道：“轻徭薄赋以养民，选贤任能以治郡，设义仓以济困”，因切中时弊被考官评为上等。这种“重实务、轻门第”的考试内容，契合了唐初“巩固新生政权”的需求，为进士科奠定了“经世致用”的底色。

（二）太宗、高宗：经义与杂文的初入

随着唐朝统治稳定，太宗李世民开始调整进士科内容——他认为“官员需兼具实务能力与文化素养”，因此在策论之外增加了“经义”考察。贞观八年（概括性时间），诏令“进士试读经史一部”（《通典·选举三》）：考生需精读一部儒家经典（如《诗经》《尚书》）或史书（如《史记》《汉书》），考试时通过口试或笔试考察对经史的理解。例如某考生选读《论语》，考官问“‘己欲立而立人’的内涵”，他答道：“此乃仁之核心——自己想站稳脚跟，也要帮别人站稳；自己想成功，也要帮别人成功。为官者若能践行此道，必能得民心。”这种考察，本质是为进士注入“儒家伦理”的底色，避免选出来的官员“有才无德”。

高宗时期，进士科内容进一步丰富——上元二年（概括性时间），诏令“加试杂文两首”（《唐会要·进士》）。“杂文”是诗、赋等文学作品的统称，这一调整源于高宗时期“文化繁荣、需选拔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例如某年的杂文题是《早春游上林苑赋》，要求考生以骈体赋形式描绘皇家园林的早春景色，既考对仗、用典等文学技巧，也考观察力与想象力。此时的进士科，已从“单一策论”转向“策论+经义+杂文”的多元结构，考试顺序也固定为“先策论、再经义、后杂文”。这种变化，标志着唐初进士科从“实用导向”向“全面考察”过渡。

二、武周至盛唐：诗赋核心地位的形成与体系化

（一）武周变革：打破门阀的文学转向

武则天时期，进士科内容迎来第一次重大转型——弱化经义、强化文学。武则天作为女性统治者，面临“门阀士族抵制”的政治危机：门阀子弟凭借家学精通经义，在进士科中占据绝对优势；而寒门子弟因缺乏系统经义教育，难以竞争。为打破这一格局，武则天必须调整考试内容，让寒门子弟有“逆袭”的机会——文学（诗赋）成为最佳选择：寒门子弟虽无经义基础，但可通过自学掌握诗赋技巧，更易展现才华。

长寿二年（概括性时间），武则天诏令“停试经义，改试杂文”（《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将杂文（主要是诗赋）提升为核心科目。此时的杂文题目更贴近生活，比如《明堂火珠赋》《望春宫诗》，要求考生用文学语言描绘场景、抒发情感。这种调整立竿见影：寒门子弟中进士的比例从唐初的15%左右飙升至30%以上（据《唐代科举与文学》统计）。例如陈子昂，出身四川寒门，因擅长写“刚健质朴”的杂文（如《登幽州台歌》的原型），顺利考中进士，成为武周时期的文坛领袖。武周的变革，本质是“用文学打破门阀垄断”，让进士科成为“寒门上升的通道”。

（二）盛唐规范：诗赋核心的体系化

开元盛世到来后，进士科内容逐渐规范化，诗赋正式确立“核心地位”。开元二十五年（概括性时间），唐玄宗诏令“定进士科试诗赋各一首，策论五道”（《唐会要·进士》），并明确“先试诗赋、后试策论”的顺序——这标志着诗赋从“辅助科目”升级为“决定性科目”。

盛唐的诗赋考试有严格的格式要求：诗需为“五言排律”（八韵十六句），赋需为“骈体赋”（讲究对仗、用典、押韵）。例如某年的诗题是《终南山望余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