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围城》中“围城”意象的多重含义.docxVIP

文学名著：《围城》中“围城”意象的多重含义

引言

钱锺书先生的《围城》自问世以来，始终以其精妙的语言、深刻的人性洞察和独特的意象体系被读者反复咀嚼。小说标题“围城”二字，既是贯穿全书的核心意象，也是打开作品思想内核的关键钥匙。从表面看，“围城”是方鸿渐与孙柔嘉婚姻困局的具象化隐喻；往深里说，它是书中人物在事业、社交、理想等多重维度上的生存困境的抽象概括；再往哲学层面延伸，“围城”更成为人类永恒存在状态的象征——困于欲望与现实的矛盾中，在“进去”与“出来”的循环里挣扎。本文将沿着从具象到抽象、从个体到普遍的逻辑脉络，深入解析《围城》中“围城”意象的多重含义。

一、婚姻之围：具象化的生存困境

（一）“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的婚姻悖论

《围城》开篇借苏文纨之口引出“围城”的经典定义：“法国有个地方叫‘香槟’，有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随后又以“被围困的城堡”作比，将婚姻的本质矛盾直指人心。这种“内外互羡”的悖论，在方鸿渐的情感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方鸿渐与苏文纨的暧昧、与唐晓芙的心动、与孙柔嘉的结合，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情感轨迹。最初面对苏文纨的追求，他因“被爱”的虚荣而徘徊，却又因“不爱”的清醒而逃避，此时的他是“城外的人”，对婚姻怀着模糊的期待；遇到唐晓芙时，他陷入纯粹的热恋，以为找到了“城外”的理想之地，却因误会与现实阻隔彻底失去，此时的他是“被拒于城外”的失意者；最终与孙柔嘉的结合，更像是被环境推着“走进城”的无奈选择——在三闾大学的人际泥潭中疲惫不堪，在漂泊无依的现实里渴望安稳，于是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婚姻的“城堡”。然而婚后的生活，却成了更激烈的“突围战”：两人因生活习惯、经济压力、家庭关系不断争吵，曾经的“安稳”变成了“束缚”，“城外”的自由反而成了新的向往。

（二）婚姻围城中的权力博弈与人性异化

婚姻的“围城”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困局，更是精神层面的角力场。孙柔嘉表面柔弱，实则深谙“以退为进”的生存策略：她通过借伞、生病、请方鸿渐帮忙写信等细节，一步步将方鸿渐纳入自己的情感轨道；方鸿渐则在被动中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的自尊，却因经济依附（婚后靠孙柔嘉的收入生活）、能力不足（在银行工作不得志）逐渐失去话语权。两人的争吵从“买台灯”“请佣人”等琐事，演变为“你看不起我家”“你妈挑事”的立场对立，本质上是个体在婚姻关系中争夺“主体性”的失败——方鸿渐想“保持自我”却不断妥协，孙柔嘉想“掌控关系”却陷入偏执，最终两人都成了“围城中的囚徒”。

这种婚姻困境并非个例。书中其他角色的婚姻同样折射出“围城”的普遍性：赵辛楣与汪太太的暧昧，是对现有婚姻的“突围尝试”；曹元朗与苏文纨的结合，是“为结婚而结婚”的功利选择；甚至沈太太与顾尔谦的调笑，也暗含着对婚姻之外情感慰藉的渴望。钱锺书通过群像式的婚姻描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婚姻的“围城”不在于是否选择进入，而在于进入后如何面对人性中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得到的总觉乏味，未得的总觉美好。

二、事业之围：流动中的精神枷锁

（一）三闾大学：知识界的“微型围城”

如果说婚姻是《围城》中最直观的“围城”具象，那么主人公在事业领域的辗转挣扎，则将这一意象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方鸿渐从上海到内地，受聘于三闾大学的经历，堪称“事业围城”的典型样本。这所号称“国立”的大学，表面上聚集着“专家学者”，实则是一个充满倾轧、虚伪与荒诞的小社会。

从应聘开始，方鸿渐就陷入了“围城”的循环：他因“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假学历被高松年校长“看中”（校长需要装点门面），以为找到了“学术事业”的新起点；然而入职后，却发现同事们各怀鬼胎——李梅亭带着私货卖药，顾尔谦谄媚权贵，韩学愈同样用假学历招摇，甚至学生们也因教授的背景而区别对待。方鸿渐想“好好教书”，却因不会拉拢关系被边缘化；想“保持清高”，却因经济压力不得不妥协。当他终于看清三闾大学的本质，决定离开时，又陷入“离开是否更好”的迷茫——回到上海后，他在银行的工作同样处处碰壁，曾经向往的“外面的世界”，不过是另一座“围城”。

（二）职业流动中的理想与现实之困

方鸿渐的事业轨迹并非特例，而是书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命运。赵辛楣因汪太太的风波离开三闾大学，本以为到重庆能有一番作为，却陷入官场应酬的繁琐；孙柔嘉在报馆工作，原想“经济独立”，却因职场人际关系心力交瘁；就连看似“成功”的韩学愈，也需时刻警惕假学历被揭穿，永远活在焦虑中。这种“换个地方继续困”的状态，恰恰是“事业围城”的核心——职业本身或许不同，但人性中的虚荣、功利、懦弱却如影随形，将人困在“想要更好”却“无法更好”的循环里。

更深刻的是，钱锺书通过事业“围城”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方鸿渐等人并非没有理想：他曾想“用所学报效国家”，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