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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视居住制度的废弃：基于现实困境与法治发展的审视

一、引言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监视居住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一项重要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在整个刑事诉讼体系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刑事诉讼的流程来看，在侦查阶段，监视居住能对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使其处于侦查机关的监控范围内，助力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及时获取关键证据、查明案件真相；于起诉阶段，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监视居住，有助于检察机关更全面、深入地审查案件，保障诉讼程序按部就班地推进；到了审判阶段，针对符合特定情形的被告人实施监视居住，可确保审判工作平稳有序进行，避免被告人干扰审判进程，影响司法公正。它能在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必要管控，防止其逃避、阻碍诉讼，体现了诉讼经济原则，节约了司法资源。

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司法实践的日益丰富，监视居住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对其存废的激烈争议。一方面，从法律规定层面看，存在法律条文表述模糊、可操作性欠佳的状况，像适用对象、执行地点、执行方式等关键内容，规定不够明确细致，导致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理解和执行的差异。在执行环节，执行机关职责定位不够清晰，执行地点杂乱无章，执行方式缺乏规范统一，同时监督机制缺失，被监视居住人的权利救济途径不畅，这些问题不仅致使监视居住措施适用率偏低，还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特殊形式，在实践中更是频繁被滥用，出现了诸如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疲劳审讯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使其逐渐背离了立法初衷。

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监视居住制度的废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角度而言，废弃监视居住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当前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优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使刑事诉讼程序更加科学合理。在保障人权方面，监视居住制度的诸多弊端对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威胁，废弃该制度可以避免这些潜在的人权侵害，更好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理念。从维护法治角度出发，废弃不合理的监视居住制度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由于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差异，类似于我国监视居住的制度并不普遍存在。英美法系国家更侧重于保释制度，以保释金或保证人的方式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期间保持自由，同时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保释制度给予被追诉者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只要遵守保释条件，如按时出庭、不得干扰证人等，就无需被羁押。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存在一些限制人身自由的非羁押性措施，但与我国监视居住在适用条件、执行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德国的“待审羁押”制度，其适用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存在逃避审判、毁灭证据或再犯危险等情形，且羁押期限严格受到法律规制，与监视居住有着本质不同。日本则采用“停止执行羁押”制度，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在审判前暂时离开羁押场所，这与监视居住在目的和实施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不过，国外学者在刑事诉讼法领域对于强制措施的研究，如对强制措施适用的必要性、比例原则、人权保障等方面的探讨，为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一些学者强调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即强制措施的严厉程度应与犯罪的严重程度、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相适应，避免过度限制公民权利。

国内对于监视居住制度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围绕监视居住的性质、功能、价值等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监视居住是一种兼具限制人身自由和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双重属性的刑事强制措施，其功能不仅在于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阻碍诉讼，还在于保障其合法权益，体现了刑事诉讼中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层面，监视居住制度具有诉讼经济价值，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羁押性管控，减少了羁押带来的高昂成本，同时也有助于避免羁押场所内的交叉感染，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在实践层面，学者们聚焦于监视居住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诸多研究指出，监视居住存在法律规定模糊、执行困难、监督不力等问题。在法律规定方面，适用条件不够细化，导致司法实践中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出现适用不当的情况；执行地点和执行方式的规定不够明确，使得各地执行标准不一，影响了制度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执行环节，执行机关警力不足、技术手段落后，难以对被监视居住人进行有效监控，导致监视居住措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监督方面，缺乏有效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得监视居住过程中可能出现侵犯被监视居住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而被监视居住人往往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

然而，已有研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不足。部分研究对于监视居住制度废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