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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猥亵继女案女孩母亲发声

一、终审落槌：民警继父获刑8年，母亲称“为女儿讨回迟到的正义”

2025年12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终审判决，为“民警刘某涛猥亵继女案”画上句号——曾任职于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的被告人刘某涛，因犯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罪，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当天下午，受害者梅子（化名）的母亲李女士面对媒体镜头，红着眼眶说出了藏在心里十年的话：“这不是‘胜利’，是我和女儿用十年的勇气，换来了一个‘该有的结果’。”

二、被“继父身份”包裹的伤害：从“不敢说”到“必须说”

李女士与刘某涛的婚姻，始于一场“重组家庭”的期待。2008年前后，离异的李女士带着女儿梅子与刘某涛同居，次年登记结婚。彼时的刘某涛，是身着警服的“保护者”，但在家庭的帷幕后，他的双手却伸向了未成年的继女。

2010年的秋天，读小学五年级的梅子突然抱着李女士的脖子哭：“妈妈，叔叔碰我不好的地方。”李女士的血液瞬间凝固——她不敢相信，那个平时“对女儿不错”的丈夫，会做出这样的事。出于对“家庭破碎”的恐惧，也出于对“民警身份”的顾虑，她选择将梅子送到生父处生活，试图用“距离”终止伤害。

但伤害并未停止。2015年暑假，梅子回到李女士身边，深夜里再次哭着说：“妈妈，叔叔又碰我了。”这一次，李女士终于要报警，却被刘某涛“跪下来求”：“我再也不敢了，写保证书给你。”那张皱巴巴的手写承诺书上，刘某涛承认“对梅子有不当行为”，并承诺“今后绝不再犯”。李女士心软了，她以为“保证书能换女儿的安全”，却没想到，这张纸后来成了指控刘某涛的关键证据。

三、庭审中的“直面”：女儿出庭“要给前半生一个交代”

2024年11月28日，该案一审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令李女士意外的是，已经25岁的梅子主动提出“要出庭”：“妈妈，我不想再躲在你身后了，我要给自己的前半生一个交代。”法庭上，梅子清晰地陈述了2010年至2015年间遭受的猥亵细节——那些被恐惧淹没的夜晚，那些不敢说出口的“叔叔的秘密”，终于在法庭上摊开。

刘某涛却始终否认犯罪事实。他辩称，2015年写的承诺书“是为了哄李女士高兴”，那些“不当行为”只是“父女间的亲昵”。但法院的证据链早已闭环：除了承诺书，还有梅子生父的证言（2010年梅子曾向他提及被猥亵）、李女士与刘某涛的对话录音（其中刘某涛提及“我知道我错了”），以及梅子的心理评估报告（显示其因童年创伤患有重度焦虑症）。

2025年8月，一审宣判：刘某涛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判决书里明确写道：“被告人刘某涛作为继父，负有照顾、保护未成年继女的职责，却利用身份便利实施猥亵，情节恶劣，应从重处罚。”

四、终审后的“余波”：母亲的警示与女儿的“未完成的治愈”

二审维持原判的消息传来时，梅子正在心理治疗室。她通过李女士发布的公开信写道：“8年，换不回我的心理健康，更无法与他对我犯下的罪行划上等号。但至少，法律承认了我曾受过的伤害——那些被说成‘矫情’‘想多了’的日子，终于有了‘对错’的答案。”

对于李女士而言，终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她告诉媒体：“我愿意把这件事说出来，不是为了‘博同情’，是想警示所有重组家庭的妈妈：不要因为‘怕家散了’就忽略孩子的求救信号；更想告诉那些潜在的‘不法分子’：不管你穿什么衣服、有什么身份，伤害孩子的人，法律不会放过。”

李女士的手机里，还存着2010年梅子小学毕业的照片——扎着马尾的小女孩笑着比“耶”，背后是刘某涛举着相机的身影。“那时候我以为，他会是孩子的‘另一个爸爸’。”李女士摩挲着照片上的裂痕，“现在我才懂，有些‘爸爸’，从来不是保护者，而是‘披着羊皮的狼’。”

五、案件之外的思考：当“家庭信任”遭遇“权力滥用”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被告人的“民警身份”与“继父身份”的叠加。作为民警，刘某涛本应是“法治的守护者”；作为继父，他本应是“家庭的支撑者”，但他却将这两个身份转化为“伤害的盾牌”——利用李女士对“民警公信力”的信任，利用梅子对“家庭破碎”的恐惧，一次又一次实施侵害。

上海市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王律师表示：“重组家庭中的未成年人保护，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这类案件往往存在‘取证难’（时间跨度长、证人少）、‘认定难’（行为人以‘亲昵’为借口）的问题。但本案中，母亲的坚持、女儿的勇敢，以及证据的扎实，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本’——当孩子说‘疼’的时候，家长要做的不是‘捂嘴’，而是‘站出来’。”

六、结语：正义的“迟到”与“不缺席”

2025年12月31日，李女士带着梅子去了海边。她们把那张写着“承诺书”的纸折成纸船，放进了海浪里。“不是原谅，是放下。”李女士说，“女儿的治疗还要继续，但至少，我们不